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家礼"思想的批判

德川日本时代的儒家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仪轨束缚后,全面继受朱子《家礼》并积极倡导先王礼制中的"古义"思想,将死生观建立在《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受容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为使儒家生命礼仪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德川时代家礼与中国"先王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知识人主张跳出宋儒"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观,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并试图在批判宋儒礼学的基础上证明华夏儒学道统的"日本化".古学派通过对家礼思想的本土改造,其本质是要在东亚儒学世界的彼此对视中重新界定"华夷观",对"他者"文化解构的同时彰显"自文化中心主义".     

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发现"王安石:胡适的视角和方法

胡适是近现代以来致力于为王安石正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虽不是研究王安石的学术大家,却始终对王安石保持浓厚的文化兴趣,执着于从文化现代性视角出发"发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借助"比较参证"的研究方法,胡适发现了一个更加"现代"、更加生动,也更加独特的王安石.胡适对于王安石的"发现"自然受到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新史学实践的直接影响,也体现了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自觉和功利动机,同时也与其个人复杂的人生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胡适而言,王安石不只是一个研究对象,更是其观照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视点和"方法",融入了其个人深刻的人生体验.相比于同时代的新文化人,胡适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了王安石形象的近代重塑.     

颜元"理气相融"的宇宙观

作为明末清初之际经世思潮的突出代表,颜元从"理气融为一片"入手出发,提出了气为万物之本,气在理先,"理在事中"的宇宙观.同时他批判了理学的佛老因缘和虚静世界观,从而为建立自己崇本务实的实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也为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理本论和心本论中的虚无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科学理想

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是共生的,归根到底源自西方知识传统的思辨本性.现今的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生活所发生的全面的支配作用,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现实化,其生活基础是感性世界的深刻异化.马克思的"哲学"并非近代哲学的延伸,而是近代哲学之批判.这种批判导向一种"新哲学".即"历史存在论".历史存在论揭示"现实生活",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其必然走向就是突破当今科学之范式,重建科学之理想.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批判性及其逻辑致思

《纯粹理性批判》是在对近代哲学唯理论与经验论批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构建。康德批判了近代以来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片面性于其哲学体系之中,依照“知识产生于对象”还是“对象依照知识”的哲学追问,以“先天综合批判如何可能”的批判中揭露了近代唯理论者与经验论者之间的争论状况,最终创造性地批判和继承各自的理论成就及其缺陷,建立了其主体性的批判哲学体系,把近代哲学发展和走向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论"官督"对近代早期工业企业治理的影响

近代工业企业"官督"行为是影响企业治理的重要因素.晚清政府通过对企业经营项目审批权、人事任免权和账目稽查权的控制,对近代企业治理施加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政府在为近代企业发展提供多种政策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企业产权关系模糊和法人地位的丧失,因而不仅影响了近代企业治理成效,也要为中国失去早期工业化的宝贵时机承担责任.     

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

“实学”本义为切实有用之学。中国实学可溯诸汉代儒学以经学兴起之时，然作为概括一种学术本质特色的特指范畴，则始于北宋。宋儒视先秦孔孟儒学为崇实黜虚，修己以治人的实学。程、朱宣称“惟理为实”，学者泛观博览，格、致、正、诚，穷理、尽性，进而修、齐、治、平的功夫，就是圣门实学；陆王则宣称“心即理”，心学即实学。明清之际，实学表现为一股具有忧患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启蒙和改良意识、实证科学意识和哲学唯物论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近代实学表现出了重振儒学经世传统、救亡图存、中体西用和趋时更新等新的理论特色。     

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

一桩历史公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文坛上有卓著成就的大家.苏轼与王安石的首次交往,现已不可确考,但嘉祐五年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薄的制词却是王安石起草的.制词称苏轼"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由此可知,这时王安石对苏轼已有所认识,也许互相已能开始有所了解.可是,据说此后不久,欧阳修劝苏轼的父亲苏洵同王安石交游,苏洵竞断然拒绝说:"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于是挥笔作《辨奸论》,文中以预言家的姿态,一口断定王安石其人"阴贼险狠".集历史上王衍、卢杞、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他当政,天下"将被其祸".苏洵死后,安石用事,他的先见之明,果然得到证实.     

新视野中的批判--论王国维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批判

关于王国维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批判是学术界所忽视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从创新中的批判"立论,以"求新声于异邦"为观照尺度,讨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不足或局限一、对中国传统文学史观的批判;二、对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的批判;三、对近代小说观念的批判;四、对中国悲剧倾向的批判.     

从政事到学术:徽宗时期王安石批判的重心转变

王安石在哲宗朝所受到的批判主要是关于其政治作为,对其学术的聚焦及系统批驳则至徽宗朝才出现,这也是北宋晚期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自宋哲宗亲政开始,蔡卞、章惇、蔡京等人将王安石学术作为"绍述"之政的理论基础,反在士大夫印象中加深了王学与弊政的联系.徽宗时期,那些穷尽常规政治手段反对蔡京之政的一部分士大夫仍未放弃抗争,他们不仅提出了对神宗以来政治史的新看法,而且还集中力量攻击王安石学术,并希冀以此唤起君心、改变时局.这些在野士大夫的著述及交流活动,构成了北宋晚期批判王学的时代动向.考察这一动向的形成过程,以及钦宗朝廷对此动向的应对,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展现陈灌、杨时等人批判王学的效果及意义,并探究两宋之际王安石学术消隐的确切原因.     

论盛宣怀"西学中用"、"实学实用"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盛宣怀不仅是中国近代民用工业的开拓者,也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先河者,他在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兴学育才的实践中,形成了轻科举封建传统教育和空疏无实、学而无用的科举人才,重新式教育和有用之学,重学有专长和实际才能的新式人才,西学中用、实学实用的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史意义

朴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潮,顾炎武有筚路蓝缕之功.他提出的"经学即理学"命题是清初批判宋明理学尤其是王学末流空疏学风最严正有力的话语.它以经学为理据瓦解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代之以经世实学,在明清之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其致思趋向是通过音韵研究和文字训诂来解读原始经典从而通明圣道以经世济民,这使得以经典考据为主的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得以确立,而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开启了近代科学实证主义的治学方向.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南宋理学家对 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斥新学为异端邪说，藉以标榜理学为继孔孟绝 学的正统，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源，予以无情打击。陆九渊 对王安石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治国理想给以赞誉，但对王安石新学亦持批评态度。理学家批 判新学对南宋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是在“法祖”的旗帜下，使南宋社会上上下下 因循守旧、政治上保守主义日益弥漫，并且直接影响了元明清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的评价。     

知识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文章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特点、贡献和影响.文章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知识社会学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完善和发展了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双重面向,而且开创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文章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架构,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并对其贡献和影响做了简要评价.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纯粹理性批判"与存在论问题——从《纯粹理性批判》如何成为"基础形而上学"谈起

<纯粹理性批判>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本身,相反,整个<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倒是要为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扫清道路,它通过对理性本身的分析-批判来澄清形而上学的真正课题以及解决这一课题的正确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实际上也是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工作.对"先验综合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同时也是为形而上学这门特殊科学奠定基础.但是,"先验综合知识"并非只是我们的一种知识,它首先是我们不得不置身其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一切现象事物被给予我们的方式,因而也是它们向我们存在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综合知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而是事关一切现实事物如何存在的存在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批判

十九世纪初期到中期德国兴起的"民粹派文学"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的主要观点集中于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条顿狂"、四十年代的"青年德意志派"的批判与对五十年代末德国作家兼学者拉萨尔"国民戏剧"的评论.也正是在对民粹主义思想批判与评论的过程中,马恩的"世界的文学"思想逐渐形成系统理论.他们致力于改造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历史",最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的文学"思想,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从历史到现实的深化.马恩通过对具体作家与文本的剖析,指出十九世纪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本质是以德国统一为口号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其政治理念是日尔曼式的封建复古主义,这种思想与经过马恩改造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观念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业文明已经彻底挖掉了一切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坚持对民粹主义文学与民族自我中心观念的批判态度.     

理性对"合理信仰"的批判

人类都有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但现实往往并不完美,甚至充满冲突、苦难与邪恶.在西方,上帝之至善与世界上恶之存在永远是一个矛盾,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哲人都曾作出不同努力,去理解和解答这永恒的问题.中世纪神学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失去了奥古斯丁时代的权威,而17世纪和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时代,理性逐渐取代了信仰.但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一个复杂互动的过程,18世纪理性信仰(reasonable belief)的出现,产生了接受现实的"乐观主义"理论,认为凡存在的皆必合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以讽刺为武器,在《赣第德》这篇哲理小说中,对这种"乐观主义"作出尖锐的批判.在对西方从中世纪到17世纪和18世纪思想的变化进行梳理,探讨伏尔泰对理性信仰的批判,探讨《赣第德》所包含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