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江中游地区的铁冶业

宋代是中国矿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唐宋矿冶业产地和岁课数量的记录较多地出现于史籍。本文对宋代铁冶业发展的动因、唐宋时期南方铁冶业的分布和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铁课岁入的变动三个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至北宋中期时,湖南、湖北和江西已经在南方铁冶业居于主导地位。宋神宗至徽宗统治期间,南方三省内部铁冶业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变化。     

北宋漕运发展原因初探

北宋时期 ,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漕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漕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统治阶级的重视为漕运大开绿灯 ;造船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漕运业对漕船的需要 ,在诸因素互相作用、影响下 ,漕运业不断推进。漕运业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结果 ,是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促进了北宋漕运的进步     

北宋军队回易问题再探讨

"回易",在北宋时期,演变成为北宋军队从事赢利性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虽弥补了军费不足的窘境,使得军费的不足的压力可以得到稍稍缓解,但是回易是军队这种特殊身份的群体的行为,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军队回易阻碍和破坏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秩序.因此,从北宋时期军队从事回易活动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为出发点,阐述北宋政府对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限制与管理.在对军队回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基础上,保证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     

北宋军队回易问题再探讨

“回易”，在北宋时期，演变成为北宋军队从事赢利性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虽弥补了军费不足的窘境，使得军费的不足的压力可以得到稍稍缓解，但是回易是军队这种特殊身份的群体的行为，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军队回易阻碍和破坏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秩序。因此，从北宋时期军队从事回易活动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为出发点，阐述北宋政府对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限制与管理。在对军队回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基础上，保证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     

论宋词的分期

宋词之分期，既不同于政治史之分期，也不同于宋诗之分期。整个宋词的发展分两大阶段，即北宋词与南宋词：一、从与音乐的关系看，北宋词绝大多数是用于演唱的，南宋词的主要功用已由应歌而转变为新体抒情诗；二、从题材与内容看，北宋词基本上未脱离“词为艳科”的传统，南宋词则彻底摆脱了这种束缚；三、从表现形式看，北宋词尚未完全脱离俗调，南宋词则以骚雅为归宿。而北宋词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自宋太祖开国至仁宗朝，为沿袭期，但沿袭中有变化；后期自英宗至北宋灭亡，为变革期。南宋词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起自高宗建炎，止于宁宗嘉定元年，为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大放光芒的时期，但也有姜夔起而与之抗衡；后期自嘉定止于宋亡，为学辛与宗姜两大派并立的时期，但后者已转居上风     

何福与明永乐朝的西北边防

永乐朝早期是明代西北边防建设中的重要历史时期。明成祖即位后，着手对整个北边边防各项制度展开了一系列改造，调整防区，收缩防线，改塞王守边制为镇守总兵制，出台军屯赏罚条例，推进国家马政建设。其间何福先后充任宁夏、甘肃总兵官之职。他在永乐朝镇边制度调整、军屯建设、官马牧养和招抚蒙古人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中唐至北宋前期西北市马贸易的变化及动因

本文对中唐至北宋前期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间市马贸易的发展变化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 ,指出此时期民族关系格局剧烈复杂的变化和中原监牧养马的起伏波动是市马贸易演变的动因。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宋明时期西北地区大规模茶马专营的产生背景     

北宋官营牧羊业初探

北宋官营牧羊业取得了重大发展.牧羊业主要集中在北方,以开封府界、河北、陕西路为主.官牧羊采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官营牧羊业不仅为政府提供了丰富的肉食,为皮毛加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料,还是官员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羊及其副产品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正是北宋官营牧羊业发达的重要表现,客观上也促进了牧羊业的迅速发展.巨大的社会需求以及宋政府的主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然地理条件不利而造成的"官羊不兴"的缺憾.     

两宋时期鄂东地区的钱监

湖北东部铜、铁等金属矿藏丰富,在两宋铸币业的发展中,这一地区出现过一些重要的钱监。北宋和南宋时期鄂东钱监的类型和地住不同,其中铜钱监在唐五代的基础上虽有明显发展,但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小;而南宋时期鄂东地区集中了当时四川以外的多数铁钱监,铁钱铸造量巨大,在南宋货币及矿冶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这一地区的铸币业在两宋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延续性在各矿冶区中也很罕见。     

北宋御驾亲征行军速度考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先后有亲征的举措,通过考察两者两朝御驾亲征的行止记载,可以大体推断出北宋前期御驾亲征军队的行军速度。概而言之:北宋前期,水路行军速度约为每天56里;陆路行军按照平原、山地等地理环境,进军与回程的不同以及倍道兼程等而有不同情况,平原地区每天可行军40—50里,倍道兼行则能达到70—90里,在山区即便加速行军,每日也不过35里左右;回程时平均速度则为60—83里之间。另外,通过对行军速度的量化,能借以透视宋代军事、政治史当中的某些侧面。     

明代官营茶马互市分期及表现

明初,明太祖为达到既用内地茶叶控制边区,又用边马巩固国防的目的,建立了空前完备的官营茶马互市制度,促进了明代官营茶马互市的发展和繁荣,后继者不时整顿和变通,来维护官营茶马互市的发展。对明代官营茶马互市的分期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它的不同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     

“相马”与“赛马”两种法律观之比较

韩非和亚里士多德在设计官吏选拔制度上存在"相马"模式与"赛马"模式的差异,"相马"模式体现人治特征,"赛马"模式体现法治特征,两种制度模式同源异流,即有着共同的法哲学基础却呈现不同的走向."相马"模式神秘面纱背后隐藏的是阴暗诡诈,"赛马"模式则渗透着客观、公正和透明的奥林匹克精神.     

隋朝畜牧成毁初探

唐初得隋马三千的记载,不但不能概括隋朝畜牧业的总成绩,还给人一种隋马稀少的印象。其实,隋朝畜牧业曾经盛极一时,既存在着一批规模很大的官牧监,也具备浓厚的民间畜牧风气。隋朝官牧监的经营由盛转衰的原因,值得反思之处很多,过分征用马畜致使牧源枯竭,畜牧资源配置不当,战乱频繁破坏了畜牧业生产所赖以存在的安定环境,最终导致隋代畜牧业的大衰退,却为唐朝监牧的发展准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     

试论清末官制改革(1901—1911)中的文官设置及其特点和影响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文官设置包括对中央机构的调整和增设,以及对内阁的改组等。文官机构的调整和改革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重用皇亲勋旧,并在一定程度上取法西方,来达到权力制衡,并以渐进因循的方式进行官制机构改革。清末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整个政治体制包括文官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和大调整,其规模、深度和广度为前代所无。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当时政治体制的近代化过程。     

唐代任官形式中的知判问题

唐代的知、判都是实履其任的,并逐渐由试摄官向差遣转化。作为试摄官的知、判有试用、代理、兼职等多种情况,俸禄略低于同品正官。作为差遣的知、判俸禄依寄禄官,旨在说明寄禄官和差遣的比照关系。寄禄官等于或低于所差遣职务的称知某官事,高于所差职务的称判某官事。至宋代,知、判成为差遣的主要任用形式。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在儒家义理与事功之间——论曾国藩的为人、为学与为官

数百年来,能够以书生而克平世乱,戎马倥偬间亦为学不倦,并把学问事业均磨练成功之人可谓极少,而曾国藩居其一.究其一生的为人、为学、为官,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儒家义理与事功之间,曾国藩成功地交融了二者.     

职务犯罪的共犯形态论

职务犯罪是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而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本文提出职务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进而将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划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并指出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人按“国家工作人员所构成的职务犯罪性质定罪处罚”的处断原则。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首先要从理论素养、战略思维、实践锻炼、党性修养四个方面培养干部 ,其次就是要大力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选拔干部 ,注重实绩 ,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和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有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