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小说诗文渊源关系研究述略

虽然在明清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古小说和诗词文赋对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影响,但真正对此展开研究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综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世说新语>和唐诗上,研究者涉及的相关小说、诗词曲和文赋还极其有限,现有研究成果所达到的系统性和深广度也并不令人满意,研究者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三国演义》与讲史平话渊源关系研究述评

讲史平话与《三国演义》成书的关系十分密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研究者除了在“说三分”、《三国志平话》等相关资料的钩稽、发现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外,也从情节内容、叙事构架、叙述艺术、史诗母题、思想倾向、文化精神等方面对罗贯中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谋略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战争中的谋略与工商企业管理的谋略有相通之处.研究<三国演义>中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谋略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很有启迪.     

论《三国演义》“年少大志”塑造模式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上体现出“年少大志”塑造模式。该模式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领袖型、武将型和谋士型。这一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小说家对史家纪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还与《三国演义》的集体创作方式,以及作家主体意识有密切关系。“年少大志”塑造模式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此外,该模式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天意”悲剧与“命运”悲剧——《三国演义》悲剧的特质

<三国演义>和古典希腊戏剧决定人物命运的两个相似而又相异的因素:天意和命运."天意"高于"人意",近于神意,是超人的,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此文以<三国演义>的"天意"和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中的"命运"作比较,解释<三国演义>是一部有深刻意义的悲剧文学作品,即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忠"和"义"的道德原则下选择"失败".     

论《西游记》在创作学上的范式意义

小说的角色地位意识和结构线索意识,在长篇小说的创作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西游记>调整此前各雏形作品的人物地位而确立孙悟空为主角,并依次确立其他次角配角;又以主角孙悟空结构全书或曰以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这一主干事件笼罩全书,形成有机鲜明的结构线索.这是<西游记>之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所未曾有的,以长篇小说<西游记>始有角色地位意识和结构线索意识,是范式意义.     

破解关羽败亡的千古疑案

诸葛亮为实现自己长期主政当蜗角宰相的一己私心,违背自己在隆中所拟正确方针,不惜损害蜀汉集团大局,在明知条件不具备时,怂恿刘备下令关羽以一偏师北伐襄樊,借曹操、孙权之手排除自己政治上的强劲对手,对蜀汉集团从兴盛转向衰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试析《四声猿》之本事流变与再创作

徐渭《四声猿》剧中四个故事《玉禅师》、《狂鼓史》、《雌木兰》、《女状元》均是作者在原有故事基础上的再创作,文章通过理清徐渭《四声猿》四剧之本事流变过程,分析徐渭再创作之动机,揭示其创作目的。     

何种明刊本最接近罗贯中原作

<三国演义>在明代中后期被反复刊印和修改,在现存众多的明代刊本中,嘉靖元年本当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本子,从编撰整齐则目、夸张描写伍伯事件以及排斥关索故事等问题中足以品味到嘉靖元年本所保持的原始风貌.     

祢衡故事的文化意蕴

祢衡因以才抗世辟邪、以狂卫道抗权而被害成为悲剧人物形象。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持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其以“才”、“狂”、“悲”为三个重要节点,在千年传响中蕴涵着历代士人的深切悲感之心和深沉不平之意。“击鼓骂曹”作为祢衡话语的关键词和建构肯綮,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的文化符号。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版本与成书过程;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形象、思想文化内涵;小说艺术的运用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说评点、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和谐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

在《三国演义》中,尽管“义”贯穿小说始终,但由于“义”的理想化和现实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忠义难挽颓波,这就使三国的历史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一个道德的大悲剧。本文着重在于通过对理想人物(即悲剧主角)的性格分析,展现“义”是如何在同一人物或不同人物身上得到矛盾统一的,从而能对“义”——这一对数百年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道德内容作出一定的分析和评价。     

《三国演义》与人生智慧

《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表现在五个方面：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对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三国演义》展现的中华智慧,大致可以分解为政治智慧、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人生智慧。其人生智慧突出表现为五点：积极进取的人生目标;博大宽厚的爱人之心;真诚坦荡的交友之道;知人知己的深刻眼光;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评价文学的标准是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在于它有意突出的情感因素是渗透弥漫于全书的本质特征 ,使一部主要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诗意 ,成为耐人咀嚼的“有意味的形式” ,标志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准和创作性质。进而表明 :我国历史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 ,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     

《三国演义》情节的蕴涵与读者的阐释

《三国演义》中很多以白描见长的情节蕴涵极为丰富，读者在阅读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各自不同的阐释。不论见仁见智，都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便自然引发了几乎是永远不能停止的争论，这足以表明作者艺术腕力之高，作品美艺术魅力之大。同时，这种现象也促使人们对作品不断进行深入地探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演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