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越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

中国轻纺城商会是随着绍兴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越文化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本文从越文化入手,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探讨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香港民间商会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基于香港工业总会的个案分析

香港工业总会的实践运作表明,因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地域的特殊性,香港商会组织既有一般商会的特点又独具特色,它正以其独特有效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及其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形成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在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架起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并在现时香港社会中彰显其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利益整合、自主治理、中介服务、经济促进、民间外交、参政协政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功能。     

商会存在的法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法人制度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团体日益受到重视,商会成了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商会立法迫在眉睫。为了推进商会立法,文中主要从商会与市场经济、商会与政治国家、商会与市民社会、商会与法治制度四个方面对商会的存在进行法理分析。     

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下,商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商会根植于民间,是工商企业及其从业者与政府、社会联系的桥梁纽带,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本文分析了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助力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促进社会秩序稳定。     

产权、制度化和范式选择--对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路向的分析

该文认为,要使地方政府走出制度创新的困境,应着重从三方面人手,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如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和放松管制等.     

组织为谁代言：社会治理中商会多重身份的演变

作为一种存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商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其身份归属,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代理人”论认为商会是一种代理政府管理企业的新型组织形式;“俱乐部组织”论表示商会是入会会员利益整合和表达的组织机制。此外,还有模糊二者差异的“中介组织”论。“强国家-弱社会”的既有制度安排造就了中国商会的生发机制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商会身份多重性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活动渗透的结果,这将深刻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发挥。     

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

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的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的监督机制呈现出了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而商会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从而塑造了组织的监督优势.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商会的激励机制

商会理论的演进包括商会的非盈利社团理论、商会的制度动力学理论、商会的交易成本理论三个阶段,但它们对商会激励机制的研究都存在不足.基于商会同时提供两类产品,即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的特性,通过"关联博弈"概念可以建立商会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可证明商会激励约束机制不仅具有存在性,而且具有均衡性.这为我国商会制度的改革思路提供了重要依据.     

越商商会与绍兴民营经济的发展

活跃的越商商会是绍兴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靓丽风景,越商商会的兴起有着特殊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作为一种介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社会治理结构,越商商会的现实定位是做政府和单个企业无法办到的事,越商商会对绍兴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要表现在信息沟通、集体行动、行业自律、价格协调和法律维权五个方面。     

抗战前夕中国商会的政治参与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全国商会进行整顿改组,藉以稳固统治与重构秩序。从表面上看,中国商会的参政热情与政治活动和民国初年相比有所削弱。但从努力争取商人选举权,积极参与国民会议,成立废战会主导废止内战等活动来看,实行改组后的中国商会没有完全丧失政治自主性,对经济民主乃至政治民主依然有着强烈期盼。     

内乱还是外患:20世纪30年代的商会问题——以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改选为中心的讨论

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内部各派系围绕商会的改组、改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导致会务停滞,商会履行职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备受质疑,最终得由地方军政机构强力干预,方得以保证改选的顺利。但改选并不能解决商会内部业已存在的问题,各方又迭起争斗,使商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大受削弱。     

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研究

1927年11月,一群在上海总商会商业夜校求学的职业青年,仿照学校童子军组织形式,自发成立"商夜童子军",随后易名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该团成立以后,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大典、募捐赈灾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尤其是在"一.二八"战役和全面抗战时期,团员们冒烽火,忍饥寒,抢救伤兵难民,护运各类人员物资,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环渤海地区民间商会与产业集群发展

随着环渤海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在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政府间的合作已经展开,民间的合作也在行动。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代表组织——商会越来越显示出桥梁和纽带作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环渤海地区的产业要集群化,这是一条促进该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商会为此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就是为企业牵线搭桥,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铺路。     

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乡村赈灾活动述略（1903－1928年）

直隶商会秉承了民间组织热心慈善事业的传统。每遇天灾人祸,各地商会除积极劝募,亲自发放赈济衣粮外,还采取经济手段组织平粜,接济民食,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为了防止匪人扰害灾民,维护商业,各地商会加强了地方治安。直隶商会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政府赈灾的不力,为农村灾民救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市级工商行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研究

提出了市级工商行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目标,从应用信息系统和网络系统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市级工商行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研究,并分析了系统建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