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尔雅》展转相训

展转相训为<尔雅>重要的解说条例.<尔雅>展转相训集中于<释诂>、<释言>两篇,或见于释条之中,能强调其义训;或见干释条之间,能延伸其义训.对这一条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尔雅>的训释特点,正确理解<尔雅>相应释条的义训.     

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西铭》研究之影响

<西铭>是张载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对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的诠释史上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对于<西铭>理学地位的形成而言,二程虽开其端,但定其尊则是由朱熹最终完成.朱熹以"理一分殊"注解<西铭>,成为后世学者解释<西铭>的基本模式;通过注解、讲论和论战的不同方式,使得<西铭>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正是由于朱熹的孜孜努力,使得<西铭>在张载的著述中获得了最突出的地位,后世学者谈张载著述者无不首标<西铭>.     

现代西方经济学视野中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后,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依然感受到它的巨大影响,从总体上看,他们对<宣言>的理解更加透彻、评价更加客观,对其经济学意义也更加重视.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宣言>的态度中得到的启示是,<宣言>也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宣言>仍然是一部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简明、最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     

法兰西斯·培根与《国王亨利七世统治史》

法兰西斯·培根是一位历史学家.培根留有一部、也是唯一完整的史学著作即<国王亨利七世统治史>,历来中西对这部著作评价不一.可以说,<国王亨利七世统治史>并不是一部很成功的史学著作.但却因特点鲜明、文笔生动流畅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从史学和思想的角度分析和评价这些特点,对这部书的贡献与缺陷给予总结,是有一定意义的.     

“但”字小议

对<古代汉语虚词词典>、<敦煌变文字义词典>有关说法表示怀疑,初步勾画了"但"从动词到副词再到连词最后变成助词的演变脉络.     

《诗集传名物钞》对《诗经集传》的增益补缺之功

许谦是元代早期宗朱一派<诗>家中的代表人物,其<诗集传名物钞>是众多元代<诗>家著述中取得<诗经>学成就较高的一部.<诗集传名物钞>为朱熹<诗经集传>中的音训及名物训诂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增益补缺,其对朱熹注<诗>时所出现的讹误也予以了指摘订正.许谦解<诗>新见颇多,值得后人参考.<诗集传名物钞>是元代宗朱一派<诗>家著述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诗经>学价值.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继承传统,顺和乡俗,应简单易行,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而非他人著述.     

论陆德明《经典释文》的雅学文献价值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和<尔雅音义>对<尔雅>的性质、地位、作用、撰人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述;最早对<尔雅>诸篇名义及分篇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述;较为全面地著录了汉魏六朝注释研究<尔雅>的名家、名作;保存了汉魏六朝时期<尔雅>的注解和读音材料,为雅书辑佚和雅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粮;揭示了<尔雅>的一些用字条例,并校勘<尔雅>版本文字,为后世研究<尔雅>版本和流传情况提供了方便,因而成为雅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链条和环节,对唐以后雅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现代汉语辞书农具名释义比较

语文辞书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工具,也是推行国家语言文字标准的重要形式.本文选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新华多功能词典>、<新华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辞海>四部具有代表性的语文辞书,对它们关于农具这一语义场的收词及释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指出目前辞书在释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辞书编纂提供一些参考.     

史学之功臣乎?罪人乎?——兼与《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商榷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认为朱熹鄙薄读史治史,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此观点不够客观公正,原因有三:一是脱离朱熹理学思想来观其史学,未得其要;二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朱熹的史学思想,忽视了其提倡、研究史学的一面;三是没有客观地正视朱熹的史学成就及对后世史学的积极影响。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安徽省朱子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介绍安徽朱子研究会2004年学术年会众多专家学者关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和“为民”思想、朱熹道德伦理学说的构建、朱熹哲学的世界意义、《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的有关观点。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     

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

知行问题是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讨论的问题涉及知行关系、致知与涵养、致知与主敬等方面。作为朱子重要门人和传人的陈淳,在知行关系上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知行相须”的观点,提出了致知力行“随时更迭,交进互发”的思想,而对“知先行后”论有所修正,同时,对“行重于知”则以“以行为主,知行一事”作了新的概括和拓展。在主体修养上,陈淳把主敬仍看作是与致知力行相始终的修养的重要内容。陈淳还对凸现儒学工夫与境界的“下学上达”作出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