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会冲、交流的时代。作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奋斗四十余年,勋劳卓著,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杰出代表之一。胡愈之曾把他与孙中山作过比较,说:“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是因为综合了近代的民族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加以中国化,而创造‘三民主义’的政治准则。蔡先生的博大精深,主张宽容与兼包并蓄,正与中山先生相同;不过,中山先生的成就在于政治方面,而蔡先生则在于文化方面。”蔡元培一生孜孜不倦地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研究,形成了兼收并蓄、自成一体的中西文化观。     

蔡元培晚年的政治活动

蔡元培先生(1868—1940)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四十一年前,周恩来同志在蔡先生逝世后撰写的挽联中,明确地概括了他一生政治思想的主流:“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生于封建王朝的末世,自幼受科举的旧教育。1892年,     

蔡元培德育思想研究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为建立中国新的教育体系,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本文试就蔡元培德育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挖掘其当代意义。 　　一、蔡元培德育思想 　　（一）德育首位思想。蔡元培认为：“德育实为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五者（指体育、智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可见,蔡元培把德育视为人格之“本”和“中坚…     

互证以求真——试谈《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之史料运用

蔡鸿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虽然是一部“早孕而难产”的著作 ,但正因为如此 ,它堪称是近年国内史学著作中的“罕见珍贵儿”。在这部“谈胡说番”的作品中 ,蔡先生精益求精 ,以卓著的才识 ,详人之所略 ,略人之所详 ,使得一部不到三百页的著作 ,给人以厚实之感。季羡林先生在《序》中有云 :“他 (蔡先生 )使用资料必求其完备详实 ,论证方法必求其周密无隙。”这既是对蔡先生治学态度的高度评价 ,也是对蔡先生书中一贯恪守的互证原则的客观评价。本文试就蔡先生此部著作中史料运用的互证原则 ,谈谈自己粗浅的学习心得。蔡先生在这部…     

蔡元培——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四十五年前,周恩来有一副挽联追悼蔡元培说:“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以说,这两句话极好地概括了蔡元培的一生,也是蔡元培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阿世”和“禽男”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致周作人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与禽男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办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这里面提到的“世”,即蔡元培;“禽男”,即林琴南。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发起组织光复会和中国教育会,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一九一二年初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改革,主张兼容并包,支持新文化运动,因而受到北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对于康德的接受与改造

蔡元培大力提倡教育,其中又特别重视"超轶政治之教育",而最为推崇美育,认为欲从现象世界到达于实体世界,不可不用美育。蔡元培关于"两个世界"之说来自康德,康德学说给上帝的存在留下了很大的一块地盘,最终走向了目的论,走向了宗教神秘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蔡元培与康德存在着重大分歧。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既有对于康德的接受,又有对于康德的改造。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

一 从西方人眼睛望去,由物质的皮肉加上抽象的精神而构成的鲜活灵动的人,乃是天上的神在自然世界的象征。人不是神,但人又是神;神不是人,但神同时又是人。倘若我们用文化认识的方法来寻摸这种理想的本质,那么,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降的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就是一种“神人相合”的模式。 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转而考察中国人的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时,就会发现,中国人历来所具有的对人之形体的审美意识,决定了人不是神,神也不是人,可是人却应该敬畏神,走向虚无飘渺却又具体感性的神性地位;凡俗世界的人无所谓美,只有神灵之美才是真实的、纯洁的。由是,中国人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就成为一种“神人相殊”的模式。     

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看共和国60年的巨变

文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论”提出的原因,“阶级论”推行与绝对化,导致我国灾难性的后果。文章着重阐明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转折：它反映了国民愿望、社会要求和时代呼唤;它意味着“斗争哲学”转变为提倡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哲学;意味着对社会主体看法从以一个阶级为社会主体到以全体人类活动为主体的转变。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了从“阶级论”到“人本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物质极大丰富,并将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时候,才是真正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社会;只有当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见物为见人”、人是目的的时候,才走向“自由王国。”     

新中国70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理路

尽管“法治中国”的提出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但“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却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实践分析,法治中国建设经历了由“公共权力导向型”走向“公民权利导向型”的过程,这个历史演进过程的主要体现四个趋向：立法上由“被动”走向“主动”,执法上由“以法”走向“依法”,司法上由“感性”走向“理性”,守法上由“他律”走向“自律”。     

美育与建国——新文化运动的美育迷思

本文分析了新文化运动前后美育思潮的若干面相,认为美育不仅是培养审美能力之教育,而且直接指涉现代国家精神秩序的形塑。康有为、梁启超从儒家传统美育思想之“转移风气”出发,以培育现代国民为目的;至王国维、蔡元培则受德国哲学影响,提倡“超功利”的美育观,偏离了塑造现代国家与国民精神的轨道,是为一种歧出;而后革命化、政治化美育风起云涌,主导了现代中国的美育实践。文章认为,“政府主导、修身为先、变化风气”的儒家美育思想在现代建国进程中仍然有其生命力。     

论近代诗歌情感线索的变化及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的解体

近代诗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民族感情的记录,它有着独特的情感线索。近代诗歌总体的情感特征是“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情感形态。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忧”为特点的“悲伤”形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泪”为特点的“悲怆”形态;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主要是以“血”为特点的“悲壮”形态。这三种情感形态一步步发展,使得近代诗歌感情表达的力度不断增强,最后形成对古典诗歌以“中和”之美为追求的情感模式的突破。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由此走向解体。     

在中国,真正的启蒙何时到来?

“狼来了！”这是每个中国人在孩提时代都十分熟悉的民间故事。但大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它却成为中国各种媒体最喜欢用的标题。它表面看来纯是出于新闻炒作之需要，但它实际上却有着更为深远的象征意义。鲁迅早就说过：“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①所不同的只是，这种“狼来了”的惊呼，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频繁、尖锐和令人心魂不安。按照一般的说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狼来了”又何所惧哉？但问题在于，由于个体思想、情感和意志…     

儒家哲学的“三句真谛”——《中庸》开篇三句的释读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三句话 ,已经把儒学乃至整个一部中国哲学说透了 ,堪称“三句真谛”。此三句话可以复述为 :得天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天。这是一个环 ,这个环上有三个点 :天·性·道 ;三段弧 :天—道·性—道·道—天。这么三个点、三段弧 ,覆盖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的基本课题 :天关涉本体论 ;性关涉人性论 ;道关涉规律论。此三句话体现中国哲学以“人”为其终极关怀的人文特征。在这个“圆而神”的系统中 ,人始终是其核心     

中国古代诗话及其汇编之体的承传

中国古代诗话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线索中:一是在单部诗话之体上,有“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之体的承传;二是在诗话汇编之体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据人而编之体的承传。诗话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我国古代诗话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古代诗话多方面价值的展开。     

新文学史上一个“怪圈”的背后——对《狂人日记》奠基意义的反思

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到“四人帮”粉碎为止,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刚巧近乎一个“甲子”,在这六十年中,新文学在《狂人日记》这一声呐喊中诞生,从无到有,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壮大,但突然间,人们惊愕地发觉,它居然又跌落到了它的起点——,“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以反对封建主义而发难的中国新文学,又几乎被封建主义彻底扼杀。一个“甲子”的新文学史实,描绘出这么一个令人心惊的怪圈！ 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文学复苏了中国新文学的生命。     

杨朱考

杨朱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学术界里的一位难以了解的人物。据孟轲说,他那个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当时天下的学说,“不归杨则归墨”,不斥杨墨则会使“孔子之道不著”。当时,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可见杨墨儒同为天下三大派,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杨朱其人从来是使人怀疑的。蔡元培先生曾提出过一项见解:杨朱就是庄周。蔡先生的见解,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当时有人专门写过《杨朱论》等类的文章进行争鸣。但是当时关于杨朱问题的探讨,所引用的史料,有的是正确可信的;也有的是传统史学界所坚信的,然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例如《史记·六国表》中公元前四世纪,齐王、燕王以及魏惠王三十六年以后的部分,就在年代上排错很多。正误未能定论,使关于杨朱问题的争论,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再加以当时日帝侵华加深,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杨朱问题的讨论搁置下来。直到如今,与杨朱有关的问题,即使是最杰出的史学家,也会沿着传统的错误见解,得出错误的看法。笔者多年来对此问题,作过不少探讨。终觉蔡先生的见解还是比较最可信从的。它能与最可信的那些史料符合,只是与那些不甚可信的史料在个别地方有些难合。现在我叙述一下蔡先生的见解是可以信从的,而反对蔡先生的见解的看法是不可信从的理由.     

感慨不极则优柔不深——贺贻孙美学思想初探

贺贻孙,明末清初人。明亡隐居,清康熙时巡按御史笪重光欲以博学鸿词荐,书至,贺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乃削发逃入深山。晚年贫困。他一生始终忠诚于明朝,富于民族气节,对外族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一点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廖燕诸人完全一致。家国丧乱,他的诗也读来悲愤,多哀怨之旨。这种情形使他体会到:“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水田居诗文集》卷三《诗余自序》)因此,他主张诗歌应该是天地间的“雄风”,要“怒”,要“激”,要“吹沙崩石,掣雷走电”,要“凄怆”、“哀怨”。这种思想对儒家传统道德影响下的“温柔敦厚”的诗歌美学理想是一种冲击。(注:参看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十五章     

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

明代辽东共考出72名进士,任京官者自尚书至行人共30名,占总数的41.67%;任地方官者自布政使至知县共42名,占总数的58.33%;入仕率之高名列全国前茅。辽东进士在任职后绝大多数都能恪尽职守,不少人成为勤政恤民、公正执法、清正廉洁、刚直敢言等方面的佼佼者,其中尤以宁远进士陈寿、沈阳进士范!、东宁进士周正、辽阳进士顾能表现最为出色。在文化方面,他们不仅是辽东地区文化发展的推动者,而且对任官地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做出贡献;至少有13人留有著述传世,主要集中在经学、诗歌、史学三个方面;经学以义州进士贺钦最具代表性,诗歌以广宁冯裕、冯琦成就最高,史学则以广宁冯惟讷、冯琦贡献最大。     

从物语到小说——中国小说生成史序说

要论中国小说史,首先要对“小说”一词下定义。可是,鲁迅以来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著作里,找不到相关定义;只有从《汉书·艺文志》等古代文献之中找到的几个例子。二千年前的中国人以“小说”一词所表达的意义,和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人用“小说”(英语novel的翻译)一词所表达的意义一样的吗?当然不同。我认为中国小说史也应该依据后者的意义来写:一、用口头语言来写的;二、从头到尾是一个个人的创作,且由作者自己执笔写下来的;三、还没受其他人的深度修改。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中国小说史应该以《金瓶梅》为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