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日本学会2021年年会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日本与东亚区域形势”学术研讨会在宁召开

正2021年4月23日,中华日本学会2021年年会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日本与东亚区域形势"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华日本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承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协办。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谈哲敏、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原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周明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主持。主旨演讲环节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吴怀中主持。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武寅、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分别做了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及中日合作前景"的主旨报告。     

全球价值链视阈下我国影视产业升级策略探究

全球价值链理论主要分析不同类型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动力、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潜力.全球价值链上的影视产业包含创意与影视脚本创作、影视制作、全球营销发行、全球播映、衍生品开发和生产等核心环节.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式来看,我国影視产业仍处于流程升级和品牌创建阶段,其制作、发行、放映环节各自为政,核心价值链环节的价值创造力偏低,价值链拓展乏力.立足影视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式,我国影视产业需采取积极有效的升级策略,加快发展影視制作业等核心价值链环节,积极建构链接全球价值链的相对独立的我国影视产业的国家价值链体系,寻找全球价值链的合理嵌入点,实现功能升级与价值链升级.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长三角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

知识、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价值链分工将世界各地经济体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及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标准。产品内分工成为主要的国际分工模式,对核心或关键技术的拥有决定了国家(地区)竞争力的强弱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类型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来源和价值链治理模式各不相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基于不同类型的价值链和价值链治理模式,本文探索增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制度约束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升级的互动研究

通过对大量实践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事实上已成为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关键因素.依据这一发现,本文首先剖析了这两种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然后,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完全嵌入式和混合嵌入式两种基准模式入手,深入分析了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是如何具体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不同选择动机、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我们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并结合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阐述了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     

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中国制造业外包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对中国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各国的制造业企业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中国制造业外包企业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此情况下,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并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势在必行。但在推进制造业外包发展过程中存在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国内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享受优惠收税等一系列财税问题。只有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差别税收”、增加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这些财税问题,推进制造业外包完成转型升级,并向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     

后TPP时代规则对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劳工标准视角的探讨

2017年新年伊始,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旋即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同时,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TPP其他成员仍在力推TPP生效,唯有解读TPP文本才可能找到其中缘由。2016年底,我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统计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的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和产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是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要路径。然而TPP等新型区域贸易协定中越发严苛的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等经贸规则,将使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挑战。以劳工标准为例,本文分析了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对亚太地区区域价值链的主要影响,为后TPP时代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出了对策建议。     

浙江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若干问题研究——以杭州典型地方产业集群为例

浙江地方产业集群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量。本文首先概述了作为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全球价值链理论,然后以此为分析工具,考察了浙江地方产业集群中作为例证的杭州十四个典型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状况,最后探讨了浙江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的模式选择和总体思路。     

入世后我国关税运用的调整与定位转变

综合分析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中关税运用的调整,探寻了我国入世后关税运用定位的变迁规律。研究认为,入世后我国关税调整由被动适应向主动性与前瞻性转变,关税的财政与保护职能定位已弱化,宏观调控职能凸显且目标趋于多元化发展。随着数字技术对全球贸易模式的深刻影响,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的颠覆或将成为关税的新一轮升级方向。因此,建议在顺应WTO可持续发展的规则下,政府可优先调整数字经济产业的关税结构,有效发挥关税调控职能,抓牢数字化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全球价值链视角

"一带一路"正在搭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对当前世界发展意义重大。拉美国家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而且"一带一路"本质上有利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产业价值链攀升。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拉美地区因为产业结构失衡、基础设施落后、区域一体化发展不足、营商环境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在面向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三大价值链中附加值占比较少,而且自身的价值链发展也呈现出局限性。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一带一路"建设将给予中拉经贸合作新机遇,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合作、参与拉美再工业化、金融合作、促进中小企业合作、科技创新合作和面向亚洲的跨区域一体化等方面。     

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及其启示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兴起,新加坡相继推出了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计划及其政策,以加快迈向"工业4.0"时代.新加坡实施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旨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缓解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智能制造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重塑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新加坡确定了产业转型的23个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的七大领域和人工智能的五大领域,重视研究开发和创新创业,促进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构建全球首个智慧国家.虽然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时期,但是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已初见成效,然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障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加坡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的实践可为我国提供借鉴.     

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

外贸多元化是化解经贸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手段。理论模型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起着协调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加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既能直接又能通过企业创新间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并且对高技术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遭受的“俘获效应”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敏感度;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加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越能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因此,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激励我国企业研发新产品,促进出口产品多元化。     

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利用跨国数据理论并实证考察了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一是金融结构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影响显著为正,结论在变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后依然稳健。二是金融结构对处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处在不同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国家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的提升作用存在较大异质性,异质性分析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佩蕾丝的四阶段模型中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互动关系。三是金融结构通过规模经济、研发创新和效率提升三个渠道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化发展及启示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推动着产品由"一国制造"向"世界制造"转变,将分散的区域生产网络连接成全球生产网络。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和领域上都实现了突破,在企业层面,伴随日本企业海外分支机构采购—销售模式的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新态势。目前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时期,应借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延续产业优势,推动海外分支机构的本土化,积极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国际价值链分工与东北制造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以最终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已被新型的以组成产品价值环节为对象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所替代,导致当代全球制造业分工现出了分工主体专业化、分工形式要素化和分工空间集群化的新特点。因此,新时期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应遵循21世纪国际制造业分工的时代特征,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东北制造业分工专业化水平,完善东北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培育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高级要素。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多重维度分析

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维度、全球价值链治理维度和中间品贸易维度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中心—外围"的结构化,推动了分工地位的攀升,同时导致了分工环节的固化,需由低端要素驱动转变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既推动了链条环节的升级,也导致了"低端锁定",需由被动嵌入转变为主动重构;中间品贸易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制造业企业吸收技术溢出易产生路径依赖,需由引进学习转变为自主创新.今后可从动态演化和层级累积的维度,深入剖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阐明其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内在机制,形成对我国制造业阶梯式升级的路径探源.     

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对性别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在文献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方面研究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参考G20峰会发布的数字经济测算工具箱,选用从数字设施、社会生活数字应用、数字技术创新及应用、数字技术相关就业及发展四个方面的多项指标,通过主成分法计算了2010—2017年38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并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高和数字经济发展将缩小性别收入差距,但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不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减小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2020新议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化转型与国际合作治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世界各国面临的2020新议题。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直接表现为全球供应与需求的突发性中断,临时性贸易限制措施加大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复苏也受制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经济贸易相互依存,但其脆弱性也逐渐显现。各国调整全球化利益目标将推动全球化结构性转型,全球价值链将从快速扩张走向稳健布局和产业风险可控。一国的全球竞争优势也逐渐从全球化初期基于产品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向更加重视营商环境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优势。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亟需国际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探析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在新的背景下迅速调整对日政策。小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在军事上,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弥补美国力量的不足以实现其全球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的目标。在经济上,美国加深美日在自由贸易、环境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由于受到集体自卫权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美日军事同盟的合作也会受到约束。美日实际不对等的关系以及日本对基地迁移问题上的不满等问题会影响到美日关系。美国对日政策明显具有制衡和遏制中国对付北朝鲜的意图。中国面临着摆脱美日联手对付中国的冷战残余思维的困境。美国对日政策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美日互有战略需求,美日同盟还会长时期的存在。     

要素流动对中日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日关系虽然几经波折 ,但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成为稳定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进入 2 1世纪后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又促使两国之间加强经济合作 ,实现互惠互利 ,由此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加快东亚各国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实践证明 ,作为亚洲地区最重要、最有经济实力的中日两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分工与协作 ,将会加快两国间在人力、物力、资金三大经济要素的合作 ,它不仅有利于加强两国间经济互补 ,而且有助于加快两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解决两国国内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 ,亦将成为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抛出"再工业"计划,强化科技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这不会改变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国际分工基本格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期内会对部分行业的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发展和全球研发活动分工产生一定影响。为了应对发达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中国需要突破制造业关键技术,重视国内市场需求的作用,转变人力资本开发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