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广域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以东京“首都圈”发展为例

跨区域治理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通过探讨日本广域行政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以日本首都东京为中心,研究首都圈的广域行政机制建设以及日本现行法律规定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东京都与周边地方政府间的法定关系、政策过程中的不同分工等方面,能够为我国如何破解跨区域治理中的现实困境提供重要的借鉴。     

日本的道州制论及其制度设计

近代以来,日本关于道州制的讨论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行政体制讨论过程,实现地方分权已成为当前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最近,从中央到都道府县,从政党到经济界、智库、学界等对实行道州制纷纷发表意见,提出了各种制度设计方案.其中,相对较一致的观点是,废除现行的都道府县制,实行地方分权型道州制,建立广域自治体道州和基层自治体市町村的两级地方自治制度.实行道州制,已成为日本日本实行地方分权改革的基本趋势.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政府、村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角色

农村公共事务,是在政府、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同作用的网络中展开的.本文从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出发,反思我们应当在何种意义上思考这三种组织的作用.政府虽然在家庭联产承包以后改变了在农村的治理角色,但农村的公共事务依然需要政府提供制度、理念和资金支持.只是这种支持应当以提高地方治理能力为出发点.村级组织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监督下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角色.但缺乏积极性推动公共事务治理的进程,在动员村民方面也能力不足.农村社会组织也慢慢被关注,并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是政府、村政权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共同努力的过程.     

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一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地方政府联动的行为博弈

农村面源污染的污染源分散,污染过程复杂,危害后果广泛,治理难度大.所以,它的治理始终是各级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府分权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自然成为农村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多集中研究地方政府如何治理本地区的农村环境问题,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联合治理污染的研究多集中在流域污染的治理.从地方政府综合效用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联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还鲜有所见.通过地方政府在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行为特征分析,运用博弈论方法导出农村面源污染的有效治理必须是各级地方政府联动,准确确定地方政府联动治理的范围,达成联动治理的集体决定,建立维持机制.     

日本跨区域行政协调制度安排及其启示

日本跨区域行政协调制度独具特色,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是与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现行日本跨区域行政协调制度的形式多样化,它包括事务委托、部分事务组合、协议会、设置共同机构、广域联合等。日本的经验对于我国正在推进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启示意义。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浅析政治认同与地方政府绩效的关系

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应看成是一种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比地方政府范围更大的对话空间,政治认同正是这个空间中联系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纽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认同是社会公众基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对其权威的认同,是作为政府社会资本的政治认同,是区别于传统政治认同而存在的,它为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提供了秩序保障、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政治认同有利于规范社会公众行为,提高自治能力;有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促进合作。政治认同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营造和谐的政治环境的基础,是提高地方政府绩效的前提条件。     

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研究

作为我国空气重污染区之一,京津冀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迫在眉睫。空气污染的区域性和外部性,使得构建和完善跨域合作治理机制成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本。虽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有联动治理空气污染的相关政策和相应组织制度安排,但现阶段京津冀政府间合作存在着浅表化及碎片化、低制度化、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化等问题。三地发展不平衡及环保诉求的不同、跨域机构权威性的匮乏、利益协调及补偿机制的缺位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完善区域环保的统一标准和联动监管体系、完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设立权威性的区域协调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是提升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绩效的可能路径。     

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实践与展望

2018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跨行政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倒逼各自为政的社会治理也要走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之路.目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还存在着交通出行不畅,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分割、资质不能互认,公共服务不均等、不衔接,行政执法过程中各自为政,生态保护标准、规则不统一,社会组织本地化、内部竞争等问题.未来,在推进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目标与路径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关系、多层级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共享与公平的关系、线下与线上的关系.     

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实践与展望

2018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跨行政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倒逼各自为政的社会治理也要走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之路.目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还存在着交通出行不畅,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分割、资质不能互认,公共服务不均等、不衔接,行政执法过程中各自为政,生态保护标准、规则不统一,社会组织本地化、内部竞争等问题.未来,在推进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目标与路径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关系、多层级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共享与公平的关系、线下与线上的关系.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封闭与开放：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的双重维度——以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外溢性、公共性属性,边界地区多为环境污染高发区,使得环境问题逐渐突破行政区划的地域界限及单一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显现出跨部门、跨地域特征,需要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我国权力管辖具有属地原则,地方政府在所辖行政区域内独享行政管辖权,导致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合作中面临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行政权力闭合特征下合作治理效能受限以及权力运行依据单一影响合作关系稳固的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没有将地方政府合作中的跨区域权力与区域内权力加以区分。以环境治理系统属性为开放前提,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空间的拓展为开放基础,地方政府间从行政边界向功能边界转化为开放保证。可以此构建起地方政府合作中权力运行的双重维度,找到一条地方政府合作中行政权运行的合理路径,使权力在现有体制范围内有效运行,进而推动地方政府间合作。     

合作型政府：省以下财政体制视角

本文基于省以下财政体制视角,提炼出中国纵向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合作型政府的命题。省以下财政体制是政府间基础性制度体系,它们推动政府间就提供公共产品、发展经济、共担风险方面展开合作：在财政支出体制方面,共同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推动政府间共同承担公共事务;在财政收入体制方面,税收分享机制推动政府间就发展经济展开合作;通过税收分享和支出责任划分,可以形成政府间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分担机制。合作型政府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揭示我国纵向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本质,也为下一步政府间各项制度改革提供了指导。     

州际协议：美国的区域协作管理机制

州际协议是美国联邦宪法所期望和促进的一种最重要的州际合作机制和跨州区域治理机制。它是美国联邦主义背景下各州依据宪治原则构建的一种自主治理跨州区域公共事务的重要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可以组织起各州之间的制度性区域公共管理行动,构建跨州区域协作共同体,以此推动跨州区域公共事务走向协作性、一体化治理,其目的主要是保证各州的生存和发展。美国联邦宪法“协议”条款和州际协议的成功实践为我国宪法相关内容的出台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借鉴,美国的州际协议为我国省际协议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公务法人制度探讨

在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中,公务法人制度是其行政主体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务法人是指在国家与地方行政机关以外的,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并承担公共事务职能的法人组织体,可分为社团法人、公法机构和财团法人三种类型.在行政法中,公务法人是以公务为基础的分权形式,对中央集权是一种限制,它与国家、地方行政,构成一个国家的完整的公共行政体系.目前,我国行政法中,虽有行政主体的概念和制度,但由于没有理论和制度上分权的存在,造成了我国现行的行政主体制度存在着缺陷.表现在:第一,行政主体过于单一,范围不明确;第二,缺乏以公务为基础的分权制度.因而,我国应借鉴法国、德国的公务法人制度,理论上引入合理的公务法人的概念和类型,立法上对公务法人制度予以规范.     

社会和谐语境下的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解析——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划分

社会公共事务的界定及其划分是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前提和基本依据：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可从三个层面来解析,一是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板块”划分,二是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外部效应边界划分,三是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性质划分。     

区域协调发展的契约治理模式

区域协调发展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均衡、利益多元化的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法制问题。旧中国宪法创制的地方联合立法模式、美国宪法创制的“州际契约”模式,都是处理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尝试。为了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长三角”和“泛珠三角”正在自发生成和示范“省际协议”模式,它们试图通过契约治理模式来解决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省际协议”所代表的契约治理模式应该借鉴地方联合立法模式和州际契约的经验,并在中央政府的规制下加以完善和推广。     

建构协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基于日本3个城市的文本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和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建构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其中代表国家的政府与代表社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基于法团主义、市民社会等理论促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有助于理清双方边界,更有助于践行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