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东南才士文学群体意识的觉醒——论晚明漳州霞中诗社

万历中,漳州诗人自称"东南才士"、"东南衣冠"、"东南之美";以"东南"指称漳州,以张扬其声势。明代诗社林立,地处中国东南的漳州迟至万历中才组织史上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诗社——霞中诗社。诗社发起人是张燮和郑怀魁,其初人数多达十三人,称"霞中十三子"。漳州文教兴起较晚,诗社的成立,体现了这一地区诗人的文学群体意识觉醒,他们甚至认为在地结社是千秋大业之举。诗社持续了二十来年,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订盟兴盛时期、延续时期和衰歇时期。与诗人结社密切相关的,一是诗友文集集中地推出,二是漳州一地历代诗歌总集的编纂,集体发声,展示了其地诗歌创作的声威,提高了地方诗人创作的自信。但这个诗社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明显的弱点:一是成员比较松散,不仅居住地并不集中,部分人员长期游宦他方;二是领袖人物缺乏登高一呼的号召力,也没能提出独特的诗歌主张;三是地处海隅,创作基础不够广泛,与他地的诗人、诗社缺少广泛交流。明清易代漳州遭受战乱重创,诗社典籍几乎荡然无存,以至后世知之者甚少。     

论清初山西廉吏诗人创作群体

清初山西诗坛特色独具,其最引人注目的是廉吏诗人频出。这些廉吏诗人政绩突出,为官清廉守正,甘于清苦,表现出了传统的儒者情怀;他们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或表现政事之余的诗意生活,或感怀宦海之艰难,或流露为宦之心曲,宦情色彩浓厚,在情感指向上,亦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他们清廉的为官之道与具有宦情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清初山西诗坛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山西"俭啬"、"崇信"、"尚义"的地域文化性格和勤俭节约的民俗民风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乐志林泉跌荡文酒--惊隐诗社及其文学创作浅析

惊隐诗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也是具有浓厚爱国精神的文学社团.该诗社的成员通过集体祭祀屈原、陶渊明、杜甫三位忠于故国、人格崇高的伟大诗人的特殊活动,表达他们不忘"旧国旧君"的情怀,并借"乐志林泉,跌荡文酒"的文学活动寄托爱国情思和民族情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史记>、<广宋遗民录>三书的编纂,是惊隐诗社文学活动和思想活动的重要内容,是顾炎武所谓"以存人类于天下"的重要举措.惊隐诗社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有着鲜明的遗民色彩,在清初的明遗民文学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惊隐诗社中小说家陈忱的<水浒后传>则堪称明遗民小说的杰作.     

从名士风流到文学侍从--王渔洋诗歌"三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诗人王渔洋一生诗歌取向发生多次变化,本文不以诗人宗唐或宗宋的变化作为区分标准,而以作家文坛角色意识的转换为中心,提出渔洋诗歌“三变”说,考察渔洋从风流自尚到皇清诗人再到文学侍从的三次转变。康熙四年前,渔洋风流自尚,追求名士风范,无意政治功名;康熙六、七年后十余年,开始有意于“文治”,皇清诗人角色意识突显;康熙十七年荣升侍读后,弘扬“文治”与推崇风雅,互为表里,由此成为文学侍从和清诗的“开国宗臣”。渔洋“三变”是诗人主动创新求变的一种结果,不但体现着清初变风、变雅之调向“治世之音”的演变动态,而且标志着清初诗坛盟权从“在野”向“庙堂”的转移。     

论清代毗陵诗派诗人的文化人格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毗陵诗派十分看重人品,诗人有较高的品格修养,他们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身以忠孝为大;狂狷人格明显;传承东林精神。     

当前中国诗歌发展的几个新动向

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发展呈现三个新动向。诗人群体由多元化向整体化整合,60年代诗人集体亮相;诗体形式总格局进一步多样化,旧体诗词回归诗坛;高科技时代为诗歌的新发展创造了机遇,网络诗歌开花结果。三个新动向预示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来临。     

杜甫对清代诗坛的影响

唐宋以后,经过元明两代的曲折发展,中国古典诗歌至清代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诗歌理论在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清初诗坛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盛唐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他们竞相学习的榜样。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高尚的人格魅力,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苦吟精神、炼字、用典等等,对清代诗人来说都是一笔挖掘不完的宝藏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遗民诗人陈子龙、龚鼎孳、吴伟业、吴嘉纪、钱谦益、屈大均,清初国朝诗人宋琬,中后期的沈德潜等人都从不同的侧面学习杜甫其人和其诗,清朝初期杜甫诗学文献整理也出现了一个高峰。     

移步换景 摇曳多姿——评《建国60年包头市文学作品选·诗歌卷》

众人合集、60年选本,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5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承应着时代的节奏,诗的脚步稳健、踏实,反复锤炼的字句、较为严整的韵脚、经典的比喻、优美的意象,构成其特色。入选该卷而堪称代表作的,大都是"文革"后的作品。"50后"诗人是包头诗坛的中坚力量,呦呦诗社成员大都属于这个年龄段。他们接受了理想主义混杂着伪理想主义教育,激情涂抹了心灵底色,培植了诗人基因。"60后"接受了较完整的教育,玉成了较合理的知识结构,赶上了诗歌领域里不同向度多极探索的时期。入选的"70后"诗人不多,基数就小了。面临多元选择,诗人改弦更张,分流而去。     

流放诗人方拱乾论

方拱乾系清初诗坛一别具认识意义之重要诗人 ,其罹科场案、遭流放至极北后之心态吐露于后人辨认清初这一层面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特备典型。同时 ,其诗歌理论倾向及创作实绩也均不俗 ,可于诗史踞一席地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清代女性诗人群的总体特征——以清初至道咸诗坛为中心

清代女性诗坛十分活跃和繁荣,涌现了四千余位女性诗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庞大的诗人群体凸显出若干总体性特征,即地域性、家族化、伉俪诗缘、多孀居者和边缘性等。这些虽属外部特征,但对进一步考察清代诗歌及其作家群体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唐朝女冠诗初探

唐朝女冠诗人是唐朝社会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她们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但政治开明以及道教兴盛的特殊环境让她们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从而使她们创作出不同于男性诗人和一般女性诗人的诗作,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孙奇逢诗作及其对清初中州诗歌的影响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大儒,孙奇逢的诗作不仅明确地体现出理学家之诗的鲜明特色,而且深刻地表现了鼎革之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变化.因此,其诗作对于研究理学家的诗歌和探讨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态都极具认知价值.孙奇逢与清初中州诗坛渊源颇深,许多中州诗人在其门下执贽受业,他对中州诗人的理学教化,对清初中州诗歌趋向于雅正深醇实际上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唐代边塞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一个反战的自觉年代。唐代边塞诗人写作边塞诗,也自觉地创作不少边塞反战诗。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等从反战的角度进入审美世界,直面惨烈的鲜血,直面惨烈的死伤,直面军人的边愁,直面军人的苦累,以艺术的手段控诉战争的罪恶,对军队内的腐败给予揭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予批判。边塞诗人创造出的边塞反战诗有品格、有品位、有品质．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艺术精品。     

王闿运对释敬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释敬安是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的诗僧,早年作诗多出于苦吟,中年应邀参加王闿运创办的碧湖诗社,受王闿运诗歌理论的影响,取法汉魏六朝诗歌华丽的特点,辞旨清远,虽为僧人而作诗不乏性情,在湖湘诗人中别具一格。     

论近代爱国诗人对时局的反思

中国近代史上危机四伏,爱国诗人对祖国的出路进行了空前理性的思索。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人把战争的失败归结为官员的腐败无能;改良主义时期的诗人对统治者进行抨击的同时,依然寄予厚望;民主革命时期爱国诗人则提出了开发明智、推翻清朝的设想。从不同时期爱国诗人对时局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艰难行进的过程,构成近代诗歌别样的价值。     

中日文学交流中的诗词唱酬问题

诗词唱酬是传统汉语诗歌写作中富于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方式,它随着中国文化的东渐在日本被接纳。日本诗人与中国诗人的唱酬凸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对相关诗人的崇仰,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水平得到锻炼和提升,促进了日本汉诗发展。同时,两国诗人的唱酬为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重要桥梁,并成为不同民族文学互相影响的范例。中日诗人之间的唱酬在晚清达到高潮,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收获作品多,成为中日文学交流史乃至汉语诗歌史上的绝响。东方文化被冲击并趋于式微的焦虑、维护东方文化命脉的祈愿等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重要问题在此时期两国文人的交往和唱酬中都有所反映。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