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作为维护世界金融秩序、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对推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上升。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并未根本改观,且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面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我国须立足于自身的根本利益,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探索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新思路,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采取稳健与审慎的立场,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全球经济渐入佳境

1996年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一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199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3.8%,略高于去年的3.5%。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增长率较去年略有提升,达2.3%,日本为3.8%,美国为2.4%,欧盟为1.6%。西方七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2%,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去年的5.9%进一步上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外部风险、挑战与应对”专题笔谈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巨大的外部风险与挑战，同时中国的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机遇，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2023年上半年，《世界社会科学》编辑部举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外部风险、挑战与应对”学术座谈会，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担任主持人，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中国国家安全、中美竞争与国际形势，以及世界社会科学的学科构建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研讨。现将相关成果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第三世界的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

18世纪中叶,全球人口不足7.5亿;1950年则达到25亿。80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几近50亿。据联合国作出的最乐观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升至61亿以上。世界人口如此快速增长(特别是在近几十年)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由50年代初期的1.3%降到80年代中期的0.6%,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时期的相应数字均为2%;70年代前半期这一速率甚至达到2.5%。近年来,世界人口的年增长数为8000万,其中发展中国家为7000万。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70%左右上升到1980年的76%左右;到2000年这一比率估计为80%。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中日关系:知命之年的新认知CSSCI

自1972年恢复邦交,中日关系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步入了知命之年。由于围绕中日关系的两国自身、地区和全球环境均已发生全面、深刻变化,导致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依然存有诸多事关重大、亟待重新认知的“未知”。本文主要从两国各自的基本发展态势、环绕周围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世界百年变局等三大层面,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重新认知。在两国各自发展态势层面,主要分析了增长态势逆转、实力对比变化、依存位势转变、政经互动态势改变等产生的多重影响,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在东亚地区秩序层面,重点讨论了中日关系发展与东亚秩序演变之间的多重关联和高度互动,基于东亚“增长奇迹”和“合作奇迹”的“创造”与“再造”的地域视域,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在世界百年变局层面,系统探究了世界百年变局快速变化和加速演进,尤其是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     

国际变局及其给亚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正>"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重要判断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提出来的,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讨论。一、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理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变"的根本点,或者说导致变化的关键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一)经济实力的变化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开始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对比可以通过很多指标     

理论、机制、能力:加强中国外交研究的思考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世界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不仅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变量,也成为影响世界的稳定力量和塑造者。这些变化也使中国外交面临转型。中国外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转变为大国外交,外交内涵进一步明确,外延扩大,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任务变得艰巨,海外利益保护任务日益多元。中国外交的工作量与日俱增,工作性质日益复杂。面对这些变化,学界需要加强针对性研究,如世界秩序与格局演变、外交理论凝练与创新、外交机制调整、外交能力提升、外交新领域拓展等,同时也需要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更好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智力支撑,助力中国外交顺利转型为大国外交和强国外交。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对策

1997年底,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的达成,使全球金融服务贸易从制度上纳入了自由化的轨道.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经济和一国自身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应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升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采取推进多元经营、产权制度改革、加强管理、重视人才培养、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的策略.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2020年两岸关系历经风险、破浪前行

2020年,两岸关系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岛内"台独"分裂活动和美台勾连异常猖獗.面对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形势,祖国大陆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美台勾连,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疫情防控取得...     

世界大变局中的中日韩合作

中日韩合作是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展开和演进的,两者之间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关系。新兴市场整体崛起、大国实力对比调整、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成世界大变局的主要变化趋向,中日韩合作与世界大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主要体现在这四大层面。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日韩引领的,也为中日韩合作提供了多层面的全新机遇;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调整,集中体现在中美和中日韩之间,也对中日韩合作产生了多层面的重大影响;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快速转移,中日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也为中日韩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强劲的发展动力;全球治理体系的快速变革,充分体现着中日韩三国的共同诉求,也成为中日韩合作的主要领域和强大动力。     

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新驱动

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或将接棒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联合国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显示,全球经济在2016—2017年将继续保持向好的发展趋势,预测未来两年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率将突破3%的关口,由于先进技术和高端管理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对外贸易、国内经济增长依然依靠于发达国家技术及管理输出。本文基于发达国家的视角,探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新的增长方式,以及当前经济复苏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的失灵：表现、成因及应对

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全球物种保护策略，但现阶段的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并未促成保护目标的可持续实现，甚至引发了新的负外部性问题。欧美主导的全球物种保护策略固然为全球物种保护规则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其底色仍是殖民逻辑。这一策略通过推动狭隘保护议程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实现对发展中物种分布国自然资源管理权的干预。这一策略不仅异化了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保护理念，还混淆了物种濒危的真实因果关系，并导致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适用。矫正欧美式全球物种保护策略，需要践行物种分布国及其人民是本土物种最佳保护者的宗旨，并坚持多元化的全球物种保护策略。     

亚太地区合作的基础、条件和特点(之二)

亚太经济委员会是新的合作模式吗? 1989年11月,亚太经济委员会12国的外长和贸易部长在堪培拉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就当今世界的地区集团而言,该委员会从性质、目的、思想甚至成员构成上说,都不是非常典型的。首先,经济委员会是由一些在经济发展条件和水平、经济结构、文化、民族心理、历史传统和政治传统差别甚大的国家创立的。同时,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平等的伙伴。最后,不能不指出这样一个事     

宫崎勇谈军费增加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困难

据日本《二十世纪》1983年第3期报道,日本大和证券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原日本经济企划厅事务副官宫崎勇最近发表演说指出: 军事费用的增加使世界经济处在困难之中,经济萧条,失业率增高。先进国家的失业人数超过了3千万人(失业率达1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不断增加,已经达到6,200亿美元。最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在逐渐增大。这是由于先进国家经济萧条,不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原料、粮食等产品而造成的。世界经济萧条的原因,第一是由于石油冲击的后遗症,第二是美国的利率太高。美国的利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治理人才培养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区域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多边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是我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是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快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国际治理人才不仅需要较强的语言能力和渊博的专业知识,而且更需要自觉的家国情怀、崇高的理想抱负和真正的全球视野。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重视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更要重视国际治理人才的使用。     

碳关税的演化博弈分析

碳关税的征收是以缓解全球变暖、保护环境为幌子而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保护的一种手段,它的实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甚至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通过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在国际碳关税政策博弈中,发达国家掌握了绝对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只能在接受和抵制之中做出抉择,碳关税的征收必然会对征税国与被征税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益。应对碳关税问题,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地做到“有节”应对,步骤灵活地调整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前后中日货币政策比较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经济呈现衰退趋势.为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各国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并采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在稳定物价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本文重点比较了中国和日本两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变化和两国采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差异,分析了两国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并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中印粮食生产对比

一、中印两国粮食生产的条件1.自然条件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两国人口估计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1987年,中国总人口为10.81亿,其中,农业人口为8.57亿,占总人口的79%,农业劳动力为3.14亿,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