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时期的日本国家战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再探

一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确立的国家目标是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当时采取穷兵黩武政策,沿着“强兵——侵略——富国”的道路,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激烈争夺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     

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初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基本是沿着吉田茂确定的路线,在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下,以经济为重点发展过来的。后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条路线受到严重的挑战,日本象是突然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成为日本国内争论的热门问题。     

评析美国的“新东亚安全战略”

考虑到冷战后美国安全利益的新定位以及东亚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美国推出了“新东亚安全战略”。但此战略要具体发挥作用仍面临众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从与对东亚地区安全影响重大的国家的关系来说：（１）与日、韩：“协调”还是“领导”？（２）与东盟：“安全”还是“人权”？（３）与中国：“遏制”还是“交往”？（４）与俄国：“伙伴”还是“对手”？从此战略本身的目标和手段来说：（１）安全基础：“双边”还是“多边”？（２）战略目标：“支配作用”还是“美国利益”？总之，“新东亚安全战略”是冷战后美对其东亚战略的基本考虑，由于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其实现将面临诸多困难。     

美国“印太战略”下美韩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海洋安全不仅是美韩两国合作的重要层面,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领域,影响美国地区战略的实施前景。随着中美之间发生权力变迁以及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一方面,美韩深化了双边海洋安全合作,同时,韩国加强了地区多边海洋安全合作,并积极配合美国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但另一方面,两国也存在分歧,韩国并不愿意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竞争。通过对比两国海洋战略,可得知,虽然两国的海洋战略目的存在一定分歧,但战略手段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有能力实现韩国的战略目的,也能帮助韩国增强其海洋力量;韩国则能为美国提供前沿基地、一定程度的地区海洋力量,以及机动作战的支援,这奠定了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因此,未来中美权力变迁期间,美韩同盟关系很可能持续呈现“相互支持”的态势。     

“海洋发展战略研究系列丛书”

正为庆祝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以下简称战略所)成立30周年(1987—2017),战略所将本所科研人员的部分研究成果集录成册,由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海洋发展战略研究系列丛书"——《海洋国策研究文集(2017)》《海洋发展战略文集》和《海洋发展战略时论》。该丛书由《太平洋学报》副主编和编委,战略所贾宇研究员和高之国研究员共同主编。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简讯

2012年3月20日,由中国太平洋学会学术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有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副会长鹿守本,国家海洋局预报减灾司司长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路径探析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略导向从“依附”趋向“自主”并转向“相互支持”，战略范围实现了由“近海”走向“远洋”并谋求“远近结合”，战略手段由“防御”转为“威慑”又走向了“预防”，战略内涵由军事安全扩充为综合安全。国际环境变更、安全困境变迁以及自身实力强化，是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韩国这一战略演变将受制于美韩联盟的协同与纷争、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一致和冲突，以及突发事件、民主化与战略周期的冲击和影响。     

朝鲜核导问题视域下的日美协调机制研究——对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的考察

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面对日益加剧的朝鲜核导威胁,强化协调机制建设与运作成为日美重要政策选项之一。两国通过整合关键资源、提升协调机制效能,强化防卫协调、多维塑造协同一致态势,推动机制外溢、构建多边协调平台体系等举措,强化机制整体建设。协调机制为日美带来有限收益的同时,消耗了两国大量显性、隐性成本,并引发诸多负成本。其主要原因在于内部存在明显机制建设与运作的非对称性,缺乏战时统一指挥要素,缺乏对运作逻辑的全面遵循,缺乏对革新的有效反馈机制等问题。     

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

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     

生态文明与海洋生态安全的战略认识

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重要资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我国海洋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威胁,实际上,有限而且脆弱的海洋资源正在应付着人类没有节制的利用,我们不断地从海洋索取有价值的资源以及向海洋抛弃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这种累积的效应将毁掉海洋生态系统未来对人类能够做出的经济服务能力。我们必须意识到开发活动会导致海洋生态的改变,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和环境复杂的相互作用,意识到维持复杂且具有适应性的自然系统的多样性和恢复力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保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评估与展望

进入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就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客观环境而言，竞合时代背景下的东亚地区海洋安全问题呈现出新旧问题交融的特征，并呈现为以海洋战略对冲为核心的域外大国安全态势、以海洋领土主权为核心的域内国家安全态势和以海洋公共问题为核心的地区公域安全态势。在此基础上，中国海洋安全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指向分别是积极防御姿态下的“大而渐强”、发挥主导优势下的“有效塑造”以及维持总体稳定下的“创新引领”，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主要机遇是中国国家实力的稳步提升、地区海洋秩序的变动状态以及全球海洋问题的治理需求，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主要挑战则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外溢效应、东亚域内国家的权利争议以及全球海洋安全的合作困境等。有鉴于此，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应当在相应总体战略规划基础上，围绕传统安全的维护与拓展和非传统安全的预防与合作予以相应的战略安排，从而形成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依托。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普兰查斯“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及其政治战略评析

普兰查斯“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及其政治战略评析李青宜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国家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界热烈讨论和争议的一个主题，引起对这个主题讨论和争议的背景主要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相对稳定和国家职能的某些变化。由...     

日本新海洋安全战略中的对台政策

作为地理特征上的典型海洋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在动力与依据.新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为实现最大限度拓展海洋安全空间的战略目标,遏制主要战略对手中国走向海洋,日本的对台战略表现为阻挠两岸以任何方式统一,同时力图控制台湾.反映在对台政策上就是积极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加强日台安全关系、强化对台经济控制和社会文化渗透.对此,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做好应对.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综合说”评析

文章对法兰克福学派企图把马克思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综合起来的理论进行了评析。肯定了这一综合理论在其产生的时代所具有的历史的合理性,也剖析了这一理论深处存在的牵强和不合理性。文章最后对马克思哲学在今日如何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海权战略向海洋战略的转变——20世纪50—90年代美国海洋战略评析

一百多年前,在海权论的影响下,美国抓住机遇实施海洋扩张战略,迅速扩展海军实力并增强综合国力,成为称霸海上的强国。＂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渐转变海洋发展思路,采取了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对美国的海洋工作乃至世界海洋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探讨了20世纪50—90年代美国海洋发展思路在政治、军事和科教等领域的主要表现,并初步归纳了这一时期美国海洋战略的实质特征。     

作为“去安全保障化”的日本宪法

将某一问题归类并宣示为安全保障问题为“安全保障化”,不将某一问题作为安全保障问题为“去安全保障化”。“去安全保障化”是有益和有效的思考方式,因为它意味着以通常的政治轨道（民主主义＋人权的程序）处理该问题,这是对立宪主义统制和法治的贯彻：《日本宪法》第9条第2项作为“去安全保障化”规定,不应当被修改。     

美国谋求“经济安全”的竞争战略

面对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来自日本、西欧的激烈竞争，美国在８０年代末首次提出了“经济安全”概念。克林顿政府明确将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确定为促进美国繁荣昌盛，并为９０年代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提出了两个基点，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措施，包括：以日本、西欧为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加强国际经济协调的同时采取更加灵活与更有针对性的竞争对策；加速高科技产业开发，力争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控制战略制高点和主导权；调整地缘经济部署，加速向世界上的重点地区和新兴市场扩展；积极谋划并采取新的战略措施，谋求确保或建立在全球性经济组织和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中的主导权。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看“三个代表“的重要性

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执政不存在危险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能保持执政地位。在新世纪,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除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基本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来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而“三个代表”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和排除影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安全的隐患出发,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诠释开辟了新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