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

中美国力的"一进一退"可以说是国际大变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体系意义变量。对自诩是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遭到挑战,日本的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它竭力稳定这一秩序,并借此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日本的"印太构想"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日本意欲联合各方,一方面通过多维度对冲在安全领域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在经贸领域勾勒一个体现日本意图但又容纳中国的多边制度框架,以实现与中国的兼容性竞争。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知的同时,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构建互利双赢的中日关系新格局。     

国际秩序：理论、实践与反思

本文总结了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 ,并系统地回顾了历史上国际秩序的实践。国际秩序由于其直接关系着国家间的价值分配 ,因此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一直是大国斗争的最终目标。不同的时期国际秩序的关键内容也发生着改变 ,主要表现为从土地分配到规则控制的变化。历史上的国际秩序是霸权兴衰的过程 ,但是霸权兴替的旧秩序观却是当今世界应该抛弃的 ,没有前途的秩序观     

近代东亚国际体制的演变与日本的对外局部扩张

鸦片战争打破了华夷体制规定的东亚原有国际秩序 ,欧美列强蜂拥而至 ,争相攫取各种殖民权益 ,东亚国际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紊乱局面。日本在经受“黑船来航”的冲击 ,很快走上维新道路的同时 ,拟定了追随欧美列强向东亚邻国扩张的政策。本文拟从东亚国际体制着手 ,探讨日本扩张政策的初步展开及阶段性变化。一、东亚国际秩序的混乱与日本　　东亚国际秩序在古代受华夷体制的规范 ,一直相对稳定。所谓华夷体制 ,核心内容是由周围各国及尚未形成国家的地区向中华帝国朝贡修好并接受中华帝国的册封 ,中华帝国则向朝贡及受封者提供安全保证。应…     

南海区域秩序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基于海权视角的认知

南海区域秩序是指以南海的海洋秩序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是南海地区各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共同价值目标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在西方殖民者到达南海之前,南海地区已于中国明代前期形成了共同发展、和睦友好与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基于西方海权观的殖民侵略者却解构了这种秩序,但只是"解"了而没能重"建"。直到今天,南海区域仍处于海洋霸权与海洋主权争端并存下的"无序"乱局中。这表明西方传统海权观有本质上的历史局限性,重构南海区域秩序需要新型海权观。在这方面,中国的和谐海洋理念与强大的经济、海上力量使得中国主导重构南海区域秩序成为必然。为此,中国必须努力促成南海各争端方搁置主权争议,实现共同开发。     

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水脉”

近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的源头有两个 :一个起因于美国 ,其背后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学战略即东亚战略在起作用 ;另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基于前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的周边民族精神结构。我们应注意克服中国帝国体系遗产带来的等级意识 ,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构筑两国独自的双边关系。     

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浅析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幕府的对明认识及其政策

日本在足利幕府统治时期,加入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当时日本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与中国不同步,使足利幕府与明朝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建交到断交、再到复交的过程。日本在文化上从曾经完全附属于汉文化圈逐渐走向独立,而在济上却因卷入东亚的钱货流通体系而导致对中国的依赖加强。在这一对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共同作用下,足利幕府对明朝的政策不时出现摇摆,在遵从华夷秩序的背后,隐藏着脱离华夷秩序的强烈诉求。     

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

"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在国际秩序面临变动的新环境下,日本试图在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板块"印太"地区构建一个新秩序的对外战略,具有被动应对和主动构建的双重动因,旨在塑造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秩序环境。在战略推进中,"印太构想"注重构建基于民主价值观的指导性联盟、强化规范性的"规则"、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地区一体化,以及提升地区整体安全能力、构筑安全秩序环境等,试图构建出日本主导的印太秩序。"印太构想"对秩序的构建呈现出基于连接的一体性、结构的差序性、合作与对抗并存的矛盾性等特点。"印太构想"及其推进,体现了新时期日本的战略性秩序观,需要深入研究。     

观念与日本的中东外交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到权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质力量的影响,更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影响外交行为的观念因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观念,决定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战后日本外交的指导观念由"吉田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国际贡献"再到"日美同盟贡献"的转变,强化了日本对自身政治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在目标设定上由"弱势介入"转为"强势介入"。第二层次的观念,为行为体达到目标提供了知识,并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归因为政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指引。二战后随着主导介入中东政治的观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向"构建地区秩序",日本对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变"强"。日本政府需努力证明它们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存在冲突。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法修改,新观念正不断嵌入制度,并将最终演化为指导日本中东外交的长期战略。     

在世界大变局中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方略和新视角

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和创序的"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秩序,同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在妥善应对这场新式且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为此,要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的国际秩序观,并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全球观和新人类观,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它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并通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的变革与建设。     

亚太三元结构下日本的角色定位与对华政策

现阶段,日本置身于亚太地区权力、利益和观念的三元结构框架下,并陷入"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依赖困境"中,如何将三者进行有机连接,制定符合本国角色定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从权力维度看,日本扮演着美国的"辅成者"角色;从利益维度看,日本承担着维系自由贸易秩序的"引领者"角色;从观念维度看,日本演绎着所谓"普遍价值"体系的"稳定者"角色。这三者在外交实践中体现为日本依托制度制衡,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具体到对华政策领域,一方面,日本以强化在经贸领域的中日合作,作为因应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B计划";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冀借助制度制衡,在对华合作中既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在制度规则上对华形成优势。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知,同时审时度势、多管齐下,积极扩大两国协调的战略空间。     

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朱子与仁斋

信夫清三郎认为中国在亚洲创建了特殊的国际秩序,以内"华"外"夷"的朝贡制度或宗藩体系构筑了"中国的世界秩序";17世纪后半叶的山鹿素行开始脱离中国中心主义转向日本中心主义,"华夷"观念获得日本中心主义的理论重构,然后18世纪兴起的是"国学"与"兰学".友枝龙太郎认为17世纪的徂徕学派之所以不尊孟子主要是由于孟子的汤武放伐论破坏了君臣关系的伦常秩序,这反映了日本尊君的政治结构及生活传统;在斥孟这一点上徂徕学派与司马光、李觏等近似,而先于徂徕的伊藤仁斋则比较接近於朱子.伊藤仁斋及其子孙的古义堂家学是日本罕有的学问世家,贝塚茂树根据仁斋所读书、所藏书的历史情况,考证认为仁斋年轻时未读到<朱子语类>而只读了节选性质的语录且所读程子书甚於朱子书,故程子兄弟於仁斋的学风影响要大於朱子.18世纪的太宰春台认为贝原损轩由信奉程朱到晚年质疑程朱,这是损轩的巨大进步与转折,但损轩只怀疑程朱学不合圣学但未知程朱学正是通过孟子之变异而发展过来;春台敬佩损轩的学识但他认为他自己排程朱、复孔学的努力是损轩所不可及的.     

冲绳难局的破解:基于“冲绳-本土架构”与亚太全局视角的分析

冲绳是战后日本问题的缩影,日美同盟不对等是基地问题的根本所在,并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日本本土和冲绳关系的认知变迁,从历史上看冲绳和本土是一直作为不对等关系存在的;从思想观念上看,冲绳和本土存在着中心——边缘主从关系结构;从现状看,冲绳和本土对话环境恶化,近年来本土和冲绳矛盾突出,两者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并且存在"琉球独立论"。看待冲绳问题需要放置于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自身认同进行整体考虑,东亚地区和平可持续发展是重要保障。在东亚形成稳定的国际秩序之前,冲绳可作为多国交流的桥梁,积极发展物流、观光产业,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     

走向统一的东亚秩序?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 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 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 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的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 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 太”之间。     

华夷世界与日本——山鹿素行的地位

信夫清三郎认为中国在亚洲创建了特殊的国际秩序,以内"华"外"夷"的朝贡制度或宗藩体系构筑了"中国的世界秩序";17世纪后半叶的山鹿素行开始脱离中国中心主义转向日本中心主义,"华夷"观念获得日本中心主义的理论重构,然后18世纪兴起的是"国学"与"兰学".友枝龙太郎认为17世纪的徂徕学派之所以不尊孟子主要是由于孟子的汤武放伐论破坏了君臣关系的伦常秩序,这反映了日本尊君的政治结构及生活传统;在斥孟这一点上徂徕学派与司马光、李觏等近似,而先于徂徕的伊藤仁斋则比较接近於朱子.伊藤仁斋及其子孙的古义堂家学是日本罕有的学问世家,贝塚茂树根据仁斋所读书、所藏书的历史情况,考证认为仁斋年轻时未读到<朱子语类>而只读了节选性质的语录且所读程子书甚於朱子书,故程子兄弟於仁斋的学风影响要大於朱子.18世纪的太宰春台认为贝原损轩由信奉程朱到晚年质疑程朱,这是损轩的巨大进步与转折,但损轩只怀疑程朱学不合圣学但未知程朱学正是通过孟子之变异而发展过来;春台敬佩损轩的学识但他认为他自己排程朱、复孔学的努力是损轩所不可及的.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国际秩序观塑构中的文化特质——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

一国的国际秩序观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化的特质性。文化特质作为国家内生性属性的基本要素,在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国对其国家利益和世界的认知,并使其国际秩序观具有明显的本国文化属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时代的国际秩序观,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影响。这一理念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和合"文化内涵,亦是中国传统"和谐共生"价值理念在当代国家间交往方式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     

近代朝鲜铁路铺设权的争夺与远东国际关系

从 1 9世纪 80年代开始 ,日本及欧美列强围绕满洲及朝鲜半岛的铁路权益 ,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使远东国际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并导致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方结盟 ,即日英同盟的产生。朝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华夷国际秩序的框架内 ,中国一直保持着对朝鲜的宗主权。鸦片战争对华夷国际秩序产生了第一次重大冲击 ,日本及欧美列强在侵略中国的同时 ,也忙于瓜分中华帝国的遗产 ,而朝鲜则是他们争夺的重要对象。在对朝鲜的扩张中 ,获取铁路铺设权是其殖民扩张的重要内容。一　　铁路投资风险小、利润高 ,并且可以通过投资铁路获得铁路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