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卫生外交的特征与中国实践

全球卫生外交是卫生健康同外交工作相结合的产物,跨国性突发卫生事件的频发是全球卫生外交不断发展的前提。全球卫生外交,是以应对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为重点,主要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依赖卫生、外交等部门的联合行动,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下,通过国际医疗合作维护本国利益以及促进全球健康治理的外交实践。全球卫生外交在21世纪呈现新的特征:客体特征上,卫生和外交的融合日益紧密;主体特征上,开展全球卫生外交的主体在增加;方式特征上,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性与竞争性并存,且竞争性有加剧趋势;模式特征上,各国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全球卫生外交。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在体现上述特点的同时,在实践上有五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63年派遣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开展全球卫生外交,2003年抗击非典倒逼中国开展全方位国际卫生合作,2014年援非抗埃是中国成建制参与的全球卫生外交行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卫生外交进入全球健康治理新阶段。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具有鲜明的特色。     

小国的自我认知与外交行为:冷战后新加坡外交的演变与新挑战

新加坡虽是小国,但在冷战后其外交成就显著,究其原因是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判断明确,因而研究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对于理解其外交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区域秩序的参与者和"全球性城市"。从地区来看,新加坡以东盟为中心建构东南亚的区域秩序,融入区域秩序当中,并把新加坡对区域秩序构建的理念推广开,成为区域秩序构建的重要领导者。从全球来看,新加坡作为"全球性城市",积极发挥外交的自主性,利用地缘政治优势、科技实力、软实力等展开广泛的外交,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为新加坡谋求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然而,随着中美等大国间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又逢新冠肺炎疫情,新加坡的外交面临新的挑战。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2020新议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化转型与国际合作治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世界各国面临的2020新议题。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直接表现为全球供应与需求的突发性中断,临时性贸易限制措施加大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复苏也受制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经济贸易相互依存,但其脆弱性也逐渐显现。各国调整全球化利益目标将推动全球化结构性转型,全球价值链将从快速扩张走向稳健布局和产业风险可控。一国的全球竞争优势也逐渐从全球化初期基于产品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向更加重视营商环境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优势。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亟需国际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非正式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南亚外交的新取向

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南亚外交的主要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为中国引入非正式合作制度工具和谋求从双边到多边的地区外交升级提供了机遇,以新时代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建设为重点、政治信任为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互嵌、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安全为主导规范、地区公共产品新平台为补充的非正式合作制度网络初步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南亚外交正出现两大新取向：一是增添安全新内涵,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发挥毗邻大国的独特作用;二是补充地区新层次,建立地区合作新框架,培育多边共识和引导地区认同。疫情、大国博弈与阿富汗变局是导致中国南亚外交升级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议程变化和传统秩序观的价值回归则是内生动力来源。中国南亚外交的多边实践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奠定了良好开局。     

救灾外交的特点和功能探析

进入新世纪后,救灾外交因地震、海啸、飓风等一系列灾害的爆发而活跃于国际舞台。作为非传统外交的一种新型外交方式,救灾外交不仅促进了国际救灾合作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开展,而且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家间关系,达到传统外交无法达到的目标。救灾外交既有别于传统外交,也具有公共外交的特点,在大外交理论框架下发挥着自身独特的功能。     

后疫情时代中日安全关系的复杂性与风险

正新冠疫情已在全球肆虐一年有余,尽管随着疫苗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普及,疫情趋缓。但正如印度二次暴发所显示的,疫情何时全球性平息、何时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或疫情是否会表现为新常态,新冠疫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实难判断。令人失望的是,疫情面前本应是世界各国搁置分歧、加强合作,但现实却是大国间互相推诿,"疫苗外交"和"疫苗民族主义"等各种"疫苗政治"此起彼伏,有些国家将公共卫生安全与传统安全挂钩,反而恶化了国际关系。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外交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亦同步性地进入新常态阶段。尽管如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合理继承了其原有的基本内容和战略目标,并展示出独特的内涵与创新。"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更加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地位,并在更高水平上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坚持多元化的实施路径,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的半径与渠道。基于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积累了新优势和新动能,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更为丰富的公共产品。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的实效、如何将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变为务实的政治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外交亟须解决的重要难题。     

论中国低碳城市的发展道路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方式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下,中国应把低碳—生态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并以能源低碳化、生产低碳化、建筑低碳化和交通低碳化等为重点,推动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油气资源:缅甸多边外交的新手段

缅甸独立后的外交政策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中立主义外交,1989～1992年的对华友好外交,1993年后的多边外交。进入21世纪后,缅甸把油气资源作为其多边外交的新手段,对中国、印度、泰国等邻国,以及区域外的俄罗斯等国推行以油气资源为重要内容的多边外交,并利用各国相互制衡,以保持其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缅甸的油气资源外交较大程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增强了缅甸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博弈能力,并对相关国家的对缅政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2011年上台的民选政府势必会继续利用这一外交新手段在对外关系中追求平衡,完善多边外交。     

构建和谐世界:民间外交的作用

高度重视和成功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在构建"和谐世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民闻外交同样能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重视发挥民间外交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民间外交的特点和优势决定的.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试析日本的环境外交理念及取向——以亚太环境会议机制为中心

日本环境外交顺应全球环境保护发展趋势,力求通过参与和倡导国际环境对话与合作确立外交主导权,为实现日本"大国化"战略再辟蹊径.日本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作为本地区各国进行环境政策对话、交涉和调整环境相关政策的平台,是日本加强双边、区域性及全球性三个层次环境外交的中间环节,也是日本以"环保大国"形象从亚太地区走向世界的跳板.     

微观外交:论争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外交的影响力

全球化使得以民族和领土国家为唯一行动者的世界秩序开始瓦解。近数十年来,经济技术发展促成全球国与国和社会与社会之间更加相互依赖,导致广泛的政治和生活领域国际化。这一过程最终将削弱国家的内外行动自主。与此同时,需要寻找国际解决办法和进行国际政治尝试的政治领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问题仅在国内已日益难以解决,各国必须采取积极吸纳非国家行动者参与的内政和外交措施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外交必须现代化,以求适应因政治事务“失界”以及广泛的生活和政治领域国际化而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影响方式。实行传统的民族国家外交目前…     

中等强国视角下印度尼西亚的“疫苗公平”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在国际社会宣扬“疫苗公平”的理念,并以此作为卫生外交的基础。围绕“疫苗公平”,印度尼西亚呼吁国际社会重视疫苗不公平现象,同时加强与中美澳等国的双边合作,开展积极中立的卫生外交,力求在国际社会中塑造“良好国际公民”的中等强国形象。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卫生外交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国家综合实力不足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薄弱制约了卫生外交。这表明,诸如印度尼西亚这一类新兴中等强国,在综合实力与全球治理的维度上存在不匹配现象。因此,观察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既要看到中等强国扮演的桥梁角色,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理论、机制、能力:加强中国外交研究的思考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世界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不仅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变量,也成为影响世界的稳定力量和塑造者。这些变化也使中国外交面临转型。中国外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转变为大国外交,外交内涵进一步明确,外延扩大,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任务变得艰巨,海外利益保护任务日益多元。中国外交的工作量与日俱增,工作性质日益复杂。面对这些变化,学界需要加强针对性研究,如世界秩序与格局演变、外交理论凝练与创新、外交机制调整、外交能力提升、外交新领域拓展等,同时也需要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更好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智力支撑,助力中国外交顺利转型为大国外交和强国外交。     

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

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因利益交织、命运共存联结而成一体的特点,决定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是全球现有160多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的相异性,导致彼此利益诉求产生差别化的情况,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实际效率。中等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里具有较高地位的地理人口大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影响力,以中等强国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布局抓手和区域支点,能够有助于提升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专注度和实效性。本文将就中国外交如何以中等强国为布局支点,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战略、对策、机制、措施以及未来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有效政策和策略手段。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