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粮化”抑或“非粮化”:粮食安全的张力及调适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基本趋势辨析

“非粮化”与“趋粮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经营的两大趋势。在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博弈中,各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竞争能力及其收益差异,决定了经营模式的二元格局。较高的比较收益和绝对收益,是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非粮化”的内在逻辑;节本增效、提升规模收益,则是“趋粮化”的主要逻辑。此外,国家土地政策、农业机械化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种植行为的决策机制。“非粮化”抑或“趋粮化”,是各经营主体基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综合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非粮化”现象日益普遍,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用地增加、粮食生产用地减少;产业融合发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土地撂荒闲置或用于“非农”建设。耕地“非粮化”原因多样,生产者层面包括粮食作物收益较低、土地流转租金逐步提高、农民从事“非农”行业机会增多;消费者层面包括饮食结构变化、休闲需求增强;政府层面包括执行政策的认知偏差、法律制度不够健全、补贴政策有待优化。建议采取以下对策防止耕地“非粮化”:优化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严格耕地管理,优化粮食生产条件;完善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种植收益;树立科学理念,增强耕地保护意识;压实主体责任,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下的土地流转分析

确保粮食安全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快土地流转,以避免耕地抛荒并实现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又要求保证流转土地的用途和性质不变,确保粮食生产能力.当前土地流转中出现了"非粮化"冲动,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和乡村集体参与其中,这种冲动趋于严重和复杂,已威胁到粮食产量和粮食生产能力.为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确保粮食安全,需要确保农民土地产权、促进粮农增产增收、规范乡村集体和地方政府行为.     

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法治进路

在保障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成为耕地治理的重点。当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面临立法理念冲突、法律禁令模糊、行政执法失范及治理依据存忧等现实困境。耕地“非粮化”的基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的“物权”基因意味着“非粮化”属于经济自由权,对其干预应当采取设定法律义务方式,同时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进行法律授权。具体来说,在法律约束机制方面,要明确“非粮化”的权利本位、建立效益与安全价值冲突平衡机制、完整列举“非粮化”的义务负担;在激励补偿方面,构建以财政补贴或行政奖励为核心的粮食补偿机制;在执法机制方面,规范“非粮化”执法主体及权限配置,建立“非粮化”行政执法暂停机制,尝试构建“非粮化”行政速裁机制。     

农地流转、耕地“非粮化”与粮食安全——兼论“谁来种粮”问题

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而耕地“非粮化”制约着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视域,立足不同区域的实证案例,发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究其原因,农地流转本质上是资本下乡对耕地利用的再造,而资本下乡秉承着逐利性原则。受限于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缺陷、公共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及农地流转合同未规定耕地使用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经营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难以满足资本逐利需要。当前,囿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及老龄化、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政策等条件制约,不应盲目地将农村流转耕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应遵循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逻辑。在农地流转基础上,选择区域实施商业化种粮政策,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执行及利用协商治理调整合同内容方式来提升农地经营户种粮积极性,从而推动耕地“非粮化”朝着“种粮化”转向。     

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     

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SiCp/Al复合材料的车削仿真研究

构建农户种粮行为决策的分析框架,基于江苏省621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值选择模型和非观测效应综列数据模型,考察粮地租金变动对粮食种植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粮地租金上涨导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的概率增强,其中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该影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种粮面积的缩减最终体现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的下降,其中农户前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该影响有约束作用。这表明,短期内粮食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经营规模对“去粮化”趋势存在抵挡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推动粮地租金理性化、市场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调整对规模种粮户的支持政策,防止短期“非粮化”压力转变为长期趋势。     

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微观农户的“非粮化”倾向为研究视角,基于河南等五省的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和CMP模型探讨了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灌溉供给能够显著抑制农户的耕地“非粮化”倾向,且灌溉供给越充分,抑制作用越大,但存在一定门槛制约。在纯粮食种植户中,灌溉供给能够通过提高种粮产出,进而抑制农户“非粮化”倾向。异质性效果明显,过度集中化或缺少制度辅助的产权归属和管理,不利于小农水灌溉供给能力提升。产权所属需要适度集中化、适度制度化,管护主体需要多元化,两者共同作用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非粮化”倾向;灌溉供给对混种农户“非粮化”倾向抑制作用更大,对中部和西部农户“非粮化”倾向的作用依次降低,对东部农户影响不显著。因此,可以通过推动小农水产权改革和创新管护机制,发挥多中心治理优势,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农户的“非粮化”倾向。     

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非移动动词＋趋向词”格式——以“‘割’＋趋”为个案

非移动动词进入“[-移动]动＋趋”格式后可以参与构成移动事件,但由于非移动动词的特殊性,以往排斥在移动域之外,这是移动域的特别之处。移动事件归属移动域,“[-移动]动＋趋向词”格式参与构成的移动事件也不例外,这是应信息处理工作准确提取有关语义信息的需要考虑的。以“‘割’＋趋”格式为个案,通过与“‘切’＋趋”格式语义差异的对比,讨论非移动动词参与构成移动事件的认知原理,建议将[＋移动]趋向词归为移动域,并根据汉语趋向词的实际将表示移动的趋向词称为“趋向小品词”,将[-移动]趋向词称为“强势小品词”。     

泰兴话的“拿”处置式

通过考察唯一现存的清代乾隆年间以泰兴方言流传的长篇章回说唱本《玉如意》,探索泰兴方言如何从把处置式演变为几乎完全的拿处置式。此外,泰兴话中的给予动词把也成为最主要的被动式标记。所以,用把标记宾语的句式,目前在泰兴话中存在着不同的句式和标记之间的竞争。而把个句式由于语法化和保留程度比较强,把个句式相对于把句式,处置和被动的歧义和竞争相对较弱。     

《墨经》的“援”式类推

“援”式类推体现了《墨经》的逻辑类型, 《墨经》的逻辑类型是不同于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类推逻辑。从《墨经》所讨论的主要推论形式出发来了解古代逻辑初创时期的逻辑类型, 不仅对研究中国逻辑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普通逻辑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构式化与构式化等级——基于反预期类“X了”构式的考察

构式化是语言的一种动态演变过程。X了用作反预期类话语标记的构式形式主要有完了坏了和糟了,其构式化动因和机制包括句法位置、经济原则、认知隐喻、重新分析。从构式义的不可预测程度和构式语言结构的紧密程度视角来分析,话语标记完了坏了和糟了分别具有高级、中级和低级的构式化等级。反预期类话语标记X了的构式化等级差异主要源自X语义的差异。     

“好你个NP”的构式化语境

“好你个NP”的核心构式义是说话人对“你”所具有的NP属性进行主观评价。评价构式的产生语境不仅与构件和构式互动整合而成的句法组合语境相关,还有构式“使成”语境和“促成”语境的作用。“好你个NP”的负面评价义是高度规约化的解读,主要由“好一个NP”和“你个NP”共同“截搭”使成。同时,“好你个NP”的评价功能呈现层级变化,这既和构式的“促成”语境有关,主要包括从陌生人类推到熟人社会关系语境,以及从单向性开启评价标记扩展到多位序列的会话语境;也和说话人的评价立场密切相关,包括说话人对人或事的事理立场和言听双方的社会关系立场。     

论自由主义新闻业生存的市场逻辑

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诉求主要体现为保护私有财产,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其核心是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以及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中人类伦理道德的信念.近代以来兴起的新闻传媒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门类,这一经济活动同样不能游离于普遍的市场法则.新闻传媒业作为一个承载权利和义务的精神产品生产行业,确保其置于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中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意见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新闻业依靠向特定受众提供信息、思想和观点而获得生存机会,自由市场具有自我平衡的功能,它可以兼容各种不同的信息、思想和观点,媒介所有者的逐利本质并不会造成媒体的堕落,这不仅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人类在整体上来说总是会对包括新闻产品在内的精神文化产品作出理性的选择,而且还因为人类的伦理道德与市场本身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农民政治社会化过程的“非对偶性”现象探析

“情境性”使政治社会化的“内化”与“外化”两个阶段并不必然一致。这种“非对偶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制度性原因在当代中国农民中显现得尤为严重。科学分析“情境性”逻辑地成为破解“非对偶性”以提高农民政治社会化效果的关键所在。     

被压抑的“女体”与男权话语的狂欢——《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简析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被打上深深的＂男性＂眼光的烙印。从主体性的丧失与配角地位、欲望化叙事与文本＂骚扰＂、符码化的＂女体＂与男权政治三个层面,分析《尘埃落定》的男权主义话语,正是这种话语的＂沉醉＂导致了一个个鲜活的＂西藏女儿＂的真实面目被遮蔽。     

量词“个”的非范畴化

量词“个”非范畴化的表现主要有：语义的抽象与泛化；一些形态句法特征的消失；在语篇和信息组织上，功能和范畴的扩展和转移。人类认识发展与创新要求是量词“个”非范畴化的内在动力，其非范畴化的机制是类推与重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