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鉴赏力及其构成探析

文学鉴赏力就是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鉴赏力包括审美感受力、审美想象力、审美理解力和审美评价力等,他们互为渗透,共同规定着文学鉴赏的深度、高度和广度。     

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

虽然"四五"天安门诗歌以江青一伙为政治批判指向,并且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创作规范,完全符合"文革"主流文学的抒情模态,因此它没有疏离和对抗于"文革"主流文学,不能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和开端.它只是"文革"主流文学寻常的一部分.     

感性生命的呐喊

所谓红卫兵文学是对取材1966年一1976年城镇青少年生活的文学作品总称。“红卫兵”虽是一代青年的政治性代码，但进入文学世界的就不局限于青年政治生活，而是涵括了一代青年丰富而广泛的社会人生阅历、文化精神追求、情感人格的定位等等。在后新时期，红卫兵文学呈现由独白（先锋中的红卫兵意识到喧嚣商业前景下的“文革”禁忌消费）的景观，但真正的文学只能是想象的文学（相对本期的纪实文学、自传与学术研究文本），它以对世界的虚构而逼近美学王国的真实，从而修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在此基点上，红卫兵文学在后新时期形成其三种审美取…     

论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复杂性

1 “生命在于运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在永无止息的流动和发展过程中,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错相织而不断地显示其存在的,文学作品生命力的突出直接表现就是它的审美价值。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是整个文学活动的本质属性的体现,即它是在创作、作品、接受这一系列的动态过程中得以生成、凝定和实现的,故,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其实是整个文学活动审美价值链的一环。 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往往是在文学作品与读者接受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而作品与读者之间经常出现某种“错位”,即经常出现作品的审美意蕴、     

当前文学与文化审美价值的关系图式——以莫言、李安为例

莫言和李安的获奖事实说明,强调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必须重视文学作品在当代的传播形式与接受程度,读者的审美经验不仅来自印刷品阅读,也来自影视作品观赏.优秀的电影、电视产品是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媒介艺术形式能调动不同受众的参与,有助于发现更深刻、更广泛、可被更多受众接受的审美价值.由于以编剧、导演为代表的文化产品生产者会对文学作品进行一种“再生产”式阅读,所以,影视作品的部分观众会被转化成读者,这些读者的反馈将进一步推进影视产品和文学作品的创作,文学的审美价值将在这个“滚雪球”的过程中不断最大化.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在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交叉与重叠关系将形成五种价值：共通的文学审美价值、原料价值、文化审美价值、娱乐价值以及商业价值.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     

论崇高美在当代小说中的流变

作为对审美意义和生存意义的揭示,“崇高”历来是一种重要的审美形态。它一般具有磅礴的形式、令人震撼的气魄,带给人以无限崇敬、无限感动的情感反应。崇高美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十七年”文学时期是其兴起和成熟期;“文革”时期崇高美走向异化乃至衰落;20世纪80年代崇高美得以重新复归;90年代后因社会、历史原因崇高被“躲避”,走向消解。     

召唤性与文学潜能

文学功能的生成和实现文学功能是在“文学消费”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欣赏主体与文学作品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了审美对象,在审美建构的同时,文学诸功能才得以生成、发挥和实现。因而,文学功能的生成和实现既同文学作品的具体构成相关,又同欣赏主体的主观条件或接受范式相关,它同时受到文学作品构成和欣赏主体主观条件的限定。文学作品仅为文学功能的生成、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出发点,或者说,作品包含着文学的潜能,它的发掘、转化必须有待于     

一个艰难的当代文学研究课题

严格地说,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二十年来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令人满意的成果,其标志是研究角度的单一、评断的单调和内容的单薄.所谓角度的单一,是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现象往往从政治角度予以审视,审视的重点也常在文艺运动的是非正误对错曲直方面.所谓评断的单调,是指二十来的对文革文学的整体认识还停留在空白论、质变说的单纯否定的层面上,显示出评价的片面性、绝对性、极端性.所谓内容的单薄,是指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科书在评介文革文学时还不够全面系统和完整,还不能反映出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我们可以认为,对文革文学的文学意义上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尚未开始.在文化革命结束已经二十年的今天.在经过了必要的冷却和距离之后,对文革文学进行深刻反思,进而力争作出科学的评价,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省略和忽视而又十分紧迫的课题.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大约可以包括四种类型的作品.一是阴谋文艺,即以《反击》、《盛大的节日》等为代表的直接服务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活动的文学作品.二是盲从文艺,即以浩然为代表的盲目迎合当时的政治需求、盲目顺从当时的政治与文艺理论,作品存在明显的思想局限和艺术缺陷的一些作家的创作.三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有着相当复杂的密切联系,这一问题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以多元开放的现代性视角观照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主流文学及“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便可整合其现代性特征。     

论“异化”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马克思的长达四十余年的理论著述活动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异化”这一概念几乎贯穿了他的理论著述的全部。这一现象说明,“异化”概念对马克思来说,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概念。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认识,却总是有意无意地降低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诸如“不成熟说”、“过渡性说”、“费尔巴哈遗迹说”以及“后来抛弃说”等等。这样,就忽视了异化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抹杀了异化所特具的实践功能、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在哲学改革走过十多个年头的今天,该是确定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的时候了。     

论战争文学的审美特质

战争文学是文学整体形态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其特殊性使我们用一般的文学分类方式去把握和确认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即由于缺少对战争文学特殊性的深入研究体认,我们的认识仅限于题材上的划分,这无疑使战争文学与其他诸如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城市题材等文学形态相类似,被紧固于“写什么”的限定之内。这种把握实际上并未进入文学应有的审美视野。因此,认识战争文学,确立其特殊地位,把握其特质,就必须转换视角,将其置于整体审美关系中加以观照,即把战争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存在。     

从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看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本文运用阿伦特的“政治”概念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对于长期流行我国文艺学界的文学——政治关系观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把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自主性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虽然广泛流行,但却建立在对于“政治”、对文学和政治之关系的狭义理解上,它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并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而实际上极“左”时期的所谓“政治”指特定的党派政治乃至政策,所谓文艺学的“政治性”实际上是指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必须为主流意识形态政策服务,其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所实施的控制。显然,这种特定时空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据此而得出的文学理论自主性和其政治性不能共存的观察同样不具普遍有效性。如果我们像阿伦特那样把政治理解为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自由平等的言行,那么,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必然具有政治性,笼统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鼓励文学理论研究的非政治化,存在着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     

悖论中的契合——孙犁人格中的组合性向度和限度

孙犁的文化人格具有悖论式的特点,即:真挚却不放恣、孤僻却不孤傲、淡泊却不遁世,表现为“真——慎,独——合,出——入”的三对向度,这三对向度均是中国人人格结构“大七”模型的具体体现,其中每一极又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文学是作家人格的投射,所以孙犁文化人格的这种独特性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孙犁文化人格中的这些悖论式组合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又使他能够适度协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的双重标准,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现实的功用价值和形而上的审美价值.     

关于“文革”中手抄本和民间文学问题

在这之前,有一些人曾提出“重写文学史”而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我觉得,“重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习惯于接受哪怕是错误的东西,而表现出思维的惰性和萎缩,缺少大幅度争鸣与创造的文化活力.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就应该重写,特别是关于“文革”十年间的文学范畴问题,如果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科学性.这是我们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应该把这些问题作为遗憾的事情留给后来的学者.这个问题就是“文革”中的地下文学的地位、价值意义.许多文学史,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所有的当代文学史著述、教材,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学者们的开拓精神不足.我们整天谈什么文学观念的更新,但具体实践中敢于更新的很少,顶多是在论述的角度上换一换,没有可喜的拓展.说到底,我们一方面把文学放在语言的艺术中去理解,而另一方面又常忽略文学语言的多样性表现,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隐体系的文学.对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主要是手抄本和民间文学,当前亟需的是重新整理,挖掘、钩沉,然后才是理解、分析.对于手抄本和民间文学在这十年间的表现,其珍贵价值不仅体现在填补文学空白的层次上,更重要的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意义.在“文革”十年中,样板压倒一切,主要是样板戏,其他象样板小说     

共谋与裂隙——“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既往的文学研究普遍以为,“伤痕”与“反思”小说的重要特点便是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观照主要采取了一种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用,不仅局限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使其“反思”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片面而且是极其简单化的。我们并不否认“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局限,但是,造成这些局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政治视角,而是在于某些作品对此视角的过分“单一化”使用以及循此视角所作的社会政治性反思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顾忌”等原因限制了…     

跨越三个社会的文学批评——论二十年来我国文学批评的嬗变

社会的急剧变化 ,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快速嬗变。在农业社会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是文学为政治服务 ,强调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功能 ;在工业社会 ,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强调文学的娱乐、宣泄、审美、认识、教育功能 ;在信息社会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宽泛、宽松 ,趋向于整合 ,文学的功能将以审美为主 ,并把审美、娱乐、宣泄、认识、教育五大功能加以整合。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审美、异化与实践美学

本文是从审美与异化的关系的角度对实践美学的考察。文章认为,作为对异化的心 理超越,审美是“人的自然化”,而不是“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是审美的前提, 而不是审美本身。实践美学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对自然的征服,是一条以“自然的 人化”为旨归的单向而封闭的思路,没有通向“人的自然化”的逻辑路口。     

《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