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科学的几个理論问题

近年我國史学界对歷史分期問題的爭論,到現在还沒有解决。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我認为歷史学中的一些理论問題,各执一端,是造成这种爭論長期沒有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 現在我对几个史学理論問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謬誤之处,请予批評。     

鲁迅的早期思想

“魯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敌人冲鋒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     

试论张鲁及其政权性质

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爭有关诸問題的討論中,不少同志引东汉末五斗米道教主張魯在汉中的活动来証明自己的論点。有的同志認为农民政权的主要类型有两种,張魯在汉中建立的政权,就是两种主要类型中的一种;有的同志認为“張鲁在汉中行五斗米道,打破封建等級的官僚統治”,“廢除了高高在上的封建等級制度,保証了人人有吃的有住的”;还有同志認为張鲁在汉中所行的“义舍”制度,是农民財产公有的空想的实际应     

鲁迅论列夫·托尔斯泰

一魯迅活着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曾以托尔斯太为招牌,来攻击魯迅,誣蔑魯迅。他們譏諷的說魯迅是“杂文家”,托尔斯泰才是伟大的作家,因为他沒有“駡人文选”。他們都以魔鬼的伪善劝魯迅学学托尔斯泰,去創作“战爭与和平”那样伟大的作品,他們說杂文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戏剧,不能列入文艺之林。作者写杂文,就是堕落的表現,实际上却是害怕魯迅的匕首投枪似的杂文,投进他們的心脏,揭露他們的兽形。針对这种卑鄙的企图,魯迅指出托尔斯泰也写过“駡人文选”,他在欧战时期,就写过駡沙皇的信(注),所以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同时,魯迅始終認为     

魯迅与契訶夫

將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名字相提并论,并沒有把魯迅说成“中国的契訶夫”的意思,因为魯迅和契訶夫是截然不同的两位作家,而且由于历史,社会等条件的不同,任何比拟,都往往陷于不伦不类。这也正如魯迅自己所说:“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誰;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但是,如果通过对比,找出他們的異同,能更好地说明作家創作的某些問题,則这种比較,我想也沒有害处。况且契诃夫又是对魯迅有过影响的俄罗斯古典作家之一。     

論“魯迅日記”的思想藝術价值

魯迅先生一生劳作的成果是異常巨大的。單就二十卷本“全集”所收的著作与翻譯而論,即將近六百万字。此外,他的書簡、日記,以及“全集补遺”和“续编”中所收錄的佚文散稿等,合在一起分量也相当可观;而在这里面,“日记”一项更占有很大的比重。早在南京求学前后,魯迅就已經开始寫日記了。周遐寿在“旧日記里的魯迅”一文中曾经提到,“戛劍生雜记”四则,就是他从魯迅的“戊戌日录”(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冰)中抄下來的。戊戌是1898年,魯迅正是这一年五月间到南京去的。在同一篇文章里,周遐寿还引錄了他自己的壬寅(1902年)正月的一条日記: 十四日:晴。下午兀坐,檢大哥旧日記視之,内記有小姑母諱忌,特錄之:……这也足以証明,早在1902年以前,魯迅就开始了日記的寫作。可惜的是,这些日记现在都已經找不到     

鲁迅思想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

魯迅不只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的精神遺产一直是中国人民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中的一面紅旗。不只魯迅生前,披着形形色色的美丽外衣的帝国主义者及其代言人,在他的笔下現出原形,即使魯迅逝世以后,他的輝煌著作的存在,对資产阶級和一切反动派,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今天,当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現代修正主义的斗爭     

关于量和质、量变和质变的几个问题——兼论质变过程不会有部分质变(读书札记)

一列宁在《哲学笔記》中写道: “辯証的轉化和非辯証的轉化的区別在那里呢? 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漸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統一(同一)。”(《列宁全集》卷38,第314頁)这段話可以理解为它指出了革命的辯証法和庸俗的进化論的分界綫。所謂“非辯証的轉化”,就是把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的过程,看作是沒有飞跃、沒有漸进过程的中断、沒有予盾的进化过程;而“辯証的轉化”,則認为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的过程,是必須經过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的,是充滿着矛盾的。在这里,对飞跃和漸进性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辯証法的革命实质的理解。     

略論商品的質的規定性

我国經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問題的討論,碰到一个許久糾纏不清的問題——什么是商品?有些同志認为这仅仅是名詞概念之爭,沒有什么現实意义,并在研究我国現阶段的各种交換关系时也試图避开这个所謂“无味”的爭論;但在闡述具体交換     

关于我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

最近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关于我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問題的討論。爭論的焦点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和建成社会主义后到进入共产主义有沒有一个过渡阶段的问題。在爭論中,对于这两个問題的意見分歧很大。有的同志認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我国,从資本主义     

学习鲁迅反孔斗争经验 发扬鲁迅反孔斗争精神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奴隶制的维护者孔丘和他所宣扬的一整套倒退、复辟的反革命理論,同那些利用孔孟之道毒害人民的反动派,作了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爭,击退了一次次的尊孔复古逆流,为中国的无产阶級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貢献,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斗爭经验。今天,重溫这些经验,对于推动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魯迅在批孔斗爭中,有那些主要经验呢? 一、只有运用马列主义,才能彻底批孔     

陶渊明及其诗

晋宋之际,詩歌由闡發玄言轉向模山范水,产生了顏延之謝灵运等山水詩人。但在这个由玄言轉向山水的过渡时期,有一位在当时并不显著,到后世却愈来愈被人重視,几乎成为文学史上爭論焦点的詩人,便是我們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陶淵明。关于陶淵明,本来如魯迅听說的:有时他很“飄飄然”,有时也有他的“金剛怒目式”。但历來論陶詩者,常常由于自身处境和認識的不同,作种种的解释。大体說来:顏延之鍾榮阳休之苏軾葉梦得魏了翁及近人梁启超等,大都把陶淵明看作无意于世事的隐逸之士,虽然     

批判“条件论”

一切“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胀派”、“年底算胀派”等等右傾保守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論据,那就是“条件論”。他們对待自己的生产和工作,不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而是强調客观困难,强調客观物質条件差。他們常以“不能超越事物的客現实际可能”为借口,来为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作辯护。他們只看見事情的消极方面和困难方面,而看不見事情的积极方面和有利方面;他們只看見沒有的客現物質条件,而看不見人民群众的偉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創造性,看不見在共产党領导下劳动人民沸騰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勁。显然,这是一种“見物不見人”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条件論”者不只是今天才有,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有的。特別是每当革命斗爭处于艰苦的阶段,“条件論”者总是要出来散播他們的悲观論調,     

魯迅与拜倫

將魯迅与拜倫这兩个偉大天才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并不含有比較的意思,誠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歷史的比拟总是危險的”,因为任何比较总不免于偏頗,卽如过去有人將魯迅比之我國的孔子,庄子,法国的伏尔泰,德國的尼采,俄國的列夫·托尔斯泰等等,結果歷史都証明了这些比拟的不倫。这里,我想主要就魯迅早期文藝思想中所受的拜倫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他一生的战斗道路中所起的作用,略加說明。魯迅的生活和战斗开始在我國还没有被民族革命的曙光所照耀的寂寞昏沉的子夜般的年代。那时中國國内虽然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維新运动,可是     

“阿Q正傳”

一、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寫“阿Q正傳”的? 要分析“阿Q正傳”,我們认为首先要研究这一个問題,就是,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傳”的?研究这一个問題,魯迅自己的話可以做我們的鑰匙。当“戏”周刊編“阿Q”剧本的时候,魯迅有“答‘戏’周刊編者信”,其中說:“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对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     

上海史学界討論中国农民战爭与宗教的关系

4月中旬,上海历史学会举行学术讨论会,討論中国农民战爭与宗教的关系。复旦大学历史系赵人龙、程博洪、陈守实和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魏建猷、上海历史研究所杨宽等同志,相繼在会上发言,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見解。赵人龙同志首先发言,他从宗教发生发展的历史和中外封建社会里群众革命斗爭的情况,論述了宗教与农民战爭的关系及其作用。他認为,宗教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中只起着組織农民的作用,农民起义一旦爆发之后,它就只起消极作用了。他在说明“宗教是在最原始时代,从人們关于本身及其周圍外部自然界的极愚昧、极蒙昽、极原始的观念中发生的。”(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用什么观点研究农民起义的政权性质问题——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性质問題,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就有过爭論的問題,也是研究中国农民战爭史中一个重要的問題。作为爭論的一方,孙祚民同志一直坚持他的“农民起义反封建斗爭在前,而轉化建成封建性政权在后”的論点。这就是說:当农民发动起义的时候,斗爭的性质是反封建的,但是在战爭过程中,当起义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时候,其性质就发生了“轉化”,反封建的斗爭就終結了,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許多同志发表了文章,不同意孙祚民同志的这种“轉化”論。現在,討論还在继續。本文試图就这个問题,提出一些意見,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并就正于讀者。     

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界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

湖北省哲学、經济、政法、历史等学会于1959年12月8日联合召开学术批判大会,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的“阶級斗爭熄灭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阶級斗爭熄灭論”者的“論据”是:1.生产資料所有制問題已經解决了,剝削阶級不存在了,阶級斗爭熄灭了;2.經济、政治、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的任务是建設,是向自然作斗爭,沒有阶級斗爭的任务了;3.現     

鲁迅先生和外国文学

一在研究魯迅先生生平和作品的文章里,專門談魯迅先生和外國文学关系的还比較少。据我所見到的,除了雪峰同志在1949年4月所寫的一篇很精彩的“魯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以外,別的好像就不多了。这种情况是不很好的。因为在魯迅先生的一生革命文学活动中,他曾不断地接触过許多國家的作家和作品。我們甚至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譯外國文学作品的“域外小說集”开始的。其后,在他不断地創作与战斗的年头里,他始終不忘記把有益的外國文学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只要有机会,他总是不忘記叫人注意翻譯工作。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