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论曾纪泽与中法越南争端

曾纪泽作为晚清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法越南争端问题交涉期间,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努力去维护国家利益。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最终中法交涉以中国妥协退让而告终。通过对比李鸿章与曾纪泽的不同外交策略,可以找到晚清政府此次交涉失败的根源。同时,中法越南争端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态势,为清政府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孙诒让的经济主张及其实践

孙治让(1848—1908)是晚清著名学者。他不仅对经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有开新造大的贡献,还好为匡时救国议论。特别在中年以后,外祸日迫,内政日非,他目睹清廷蠹朽,曾提出一整套改革经济,变法图强的主张。孙诒让的经济主张,有散见于友朋书牍札记文稿中的。例如,他与两广总督陶之模“常通书论时务”,论议“开矿、筑路、兴学、制器诸端”;他赞赏镇海巨商叶澄衷的“慨然有振揽商务之志”,为之作家传,并阐发自己振兴商务的见解;他手撰的东瓯通利公司章程序,曾论及水陆交通,四方畅达,对促进物质     

此种“圆滑”为害甚烈

据报载，唐代武则天闻京城内外官员吃歇成风．乃严票房住，委三令五申而不止。一日，某京官出巡，县宰进肉款待，京官问：“何以杀羊？”县宰日：“非杀，狼咬也。”京官笑曰：“狼咬则吃无妨”。形园这位县宰刘京官的“圆滑”把戏，现今在一些地区比比皆是。如有的遇害者不在路上，破不了案就有人“圆滑”他说成是交通事故；有的官司是原吉或被告一方的责任，也被“圆滑”地各打50大板；有的明摆着是贪污、受贿行为，也被“圆滑”他以党纪处分而给案；有的费用姓“私”，也被“圆滑”他说成姓“公”；经济建设严重滑坡，也被“圆滑”的说成…     

论清末新政期间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

１９０１～１９１１年清末“光宣新政”的１０年，是通常被人们所忽略或被经济史学界长期忌讳谈论的一个历史阶段。作者从崭新的角度论述了这一时期处在危机四伏之中的清政府以主动应变的姿态，实行比洋务运动更为深入的变法举措，进一步推行“利用外资”的政策。文章以较大的篇幅重点阐述了“自开商埠”和引进、利用外资在繁荣城市经济、刺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和促进开埠城市的近代化上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其局限性。     

国际商务人才培养计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今社会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国际贸易日益增多、国际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对国际商务人才的需求日益殷切，尤其是既掌握国际商务理论知识，又具有国际市场开拓能力，适应国际商务经营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应用性国际商务人才非常匮乏。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对国际商务人才的需求状况和职业院校培养的国际商务人才的能力结构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就如何培养大批优秀的国际商务从业人员，体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要求，创造适合高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独特教育环境和方法，模拟仿真企业环境，实现“教、学、做”一体，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商务成本变动与"长三角"经济发展

“长三角”经济发展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商务成本的增长是同步的。伴随着商务成本增长,“长三角”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的特征和规律性对“长三角”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产业布局、经济发展、投资、企业收益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商务成本对长三角中长期经济的影响,总结了商务成本变动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关系和规律性。     

关于评价方伯谦的若干问题

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被清政府正法。有关方伯谦是否属罪有应得，史学界曾有过争议。本文作者就争议集中的四个问题：牵乱队伍是方伯谦还是丁汝昌、刘步塘；“济远”舰是否撞坏了“扬威”舰；“济远”舰是否率先逃走；丁汝昌是否挟嫌陷害方伯谦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澄清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方伯谦主要罪行属实，被处以死刑罪有应得，因此方伯谦一案绝非冤狱，更不可将罪名转嫁他人．     

清末民初初等小学课程变迁考--以历史、地理、格致科为中心

1904年，清政府仿照日本学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历史、地理与格致科纳入中国初等小学课程体系。以京师为例，初小“三科”课程实施初具规模；然国情日艰，民基不稳，为配合预备立宪推广教育之旨，1909年学部上奏将“三科”一并纳入国语科。学部此次“己酉改制”实为宏济艰难，一开始便受到教育人士的质疑与诟病；1922年新学制将“三科”以自然科与社会科的形式重新纳入初小课程，这不仅是对教育规律与受教育者的尊重，也是中国新式教育逐步本土化的体现。     

晚清政府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及其国际化努力——以参与国际公约为视角

参与国际公约是晚清政府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近代中国国际化发展之基本环节。在此历程中,晚清政府逐渐改变孤立封闭和妄自尊大的传统民族主义意识,转而强调与世界的联系和接轨。同时也要求防范和抵制外国侵略,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及平等。另外,还积极考量本土发展状况,以免因盲目国际化而损害民族国家利益。这些诉求构成晚清政府民族主义意识之主要方面,兼具了近代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双重内涵。它既是顺应国际化趋势的产物,同时也在尽力避免国际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从而表现出了相对开放和理性的特点。而如何使民族主义和国际化保持恰当平衡至今仍是颇有意义的问题。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