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

受宋代史学界编年史书与文人年谱编纂之风大盛的影响,任渊在《山谷诗集注》中将黄庭坚的年谱列于诗注正文之前。任渊所作黄庭坚年谱,除遵循传统,将黄庭坚的生平事迹系入各年的条目之下之外,还创造性地把作品年代可考者,则依次列于各年事迹之后,将诗歌编年与年谱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受其影响,其后宋代诗注纷纷采取类似做法。黄庭坚裔孙黄 所作的《山谷年谱》,也从任谱中吸收了合理成果,并加以改进。     

从任渊《山谷诗集注》看夺胎换骨的内涵

宋代诗歌注释往往包含一个以大量实例印证和体现作者诗法理论的过程.以惠洪为首的诗论家常常将黄庭坚夺胎换骨的方式限定为借意与借事,将夺胎换骨的对象局限于前人的诗句,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在大量诗句的注释中证明,夺胎换骨的方式还包括反用、自造新词、古今典参照而出新等,夺胎换骨的对象还包括除诗歌外经、史、子、集各类前人文献中的语句,从而更全面地体现了黄庭坚一贯倡导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新变精神,对某些诗论家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讥为剽窃的理论是一个有力的否定.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论山谷、后山对宋南渡诗歌的影响

与以往文学史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宋代南渡诗歌对黄庭坚、陈师道诗法的继承是局部的而非整个诗坛的主导。比较而言,江西诗派成员或江西后学对黄、陈诗法的继承较其他诗人要多。南渡诗人对黄、陈诗法中用典与章法继承较少,而对句法及语言继承较多,对黄庭坚诗法的继承远远超过陈师道。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识诗之法门 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所作的《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遣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宋金元奉使诗探论

奉使诗是宋金元四百年诗歌史上的一道文学盛宴。由于宋金元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使者出使情况等方面的不同,因而也导致了其奉使诗特点的不同。北宋的使辽诗,以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著称。南宋使金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人们因“靖康耻”所产生的山河之痛、家国之恨、黍离之悲,皆寓其中,从而构成了其艺术精神的核心所在。融汉民族诗人与少数民族诗人于一体,以描写自然风物人文景观等为主,并视沦陷区中的中原地区为“异域”者,是金元奉使诗所表现出的最主要的几个方面特点。     

《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指误

刘士林先生的专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存在知识性的硬伤:将钱钟书赠冒效鲁诗认作“与发妻(杨绛)之唱和”;引用学人诗、文,错字多达130余处,此外还有许多学理方面的问题。本文指出其错误,列表校正大量错字。学术界应该纠正浮躁的风气,对质量不高的著作不宜盲目推崇。     

由唐入宋石鼓诗之流变

石鼓自唐初出土后,日渐受到学者与文人的重视,历代皆有咏石鼓之佳作。伴随宋代金石学的兴起,由唐入宋,石鼓诗在内容取向上发生着变化,主要表现为学术性的深化,情感性、史鉴性、哲理性的依次显现。与之相伴,内容取向的转变也带动着结构模式的变化及审美风格的转向,韩愈《石鼓歌》一贯而下的气势日渐被宋代石鼓诗平易、婉转、整饬的风格所消融。而石鼓诗的流变也大致代表着金石学兴起背景下金石赏鉴诗的流变,并具有重要的诗歌史意义。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论当代煤炭诗潮的形成

中国古代、现代有咏煤诗。只有在当代中国,异化劳动和劳动异化逐渐消除,咏煤诗才发展为一种独特题材意义上的煤炭诗,并有一个创作群体、读者群,有自己的文学阵地,形成了一股翻滚着乌金的煤炭诗潮,形成了两个创作高潮,具有独特的诗美。     

论唐代宫观诗

本文认为唐代宫观诗不仅是道教历史、文化的载体之一,更是当时诗人的心态与官方文化、时尚、风俗的载体。通过对唐代宫观诗的总体观照与细读,可以对当时的宫观建筑、道士生活与文化氛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论中国古代诗教的宗教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对诗或曰文学赋予了如此之多的责任,让文学(诗)承担如此沉重的化育民众心灵、提升民众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谓"诗教"。在西方国家及许多其他民族中,这个任务主要都是由宗教承担的。在中国,为什么会以"诗教"来替代宗教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伦理社会早熟,本土宗教没有充分发育的条件,外来宗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其本来的精神力量;孔子在匡复周礼无望的情况下,确立了"诗教观",汉代世俗王权接受了孔子的"诗教观",事实也证明了"诗教"的有效性;"诗教"之所以可以替代宗教,是因为诗与宗教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如思维方式和客观作用方面;"诗教"与宗教一样,都有一种隐性权力存在,这种权力保证了其"教"得以实现。     

论周邦彦诗的艺术风格

长期以来论者对周邦彦的研究,往往重视其词作,忽视其诗歌.周邦彦诗观存四十五首,虽数量不多,但体式多样,古体、近体、五言、七言都齐备.其诗呈现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周邦彦诗歌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他文学创作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周邦彦诗的艺术风格

长期以来论者对周邦彦的研究,往往重视其词作,忽视其诗歌。周邦彦诗现存四十五首,虽数量不多,但体式多样,古体、近体、五言、七言都齐备。其诗呈现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周邦彦诗歌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他文学创作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听雨诗探论

"听雨"是中国古代的文人雅事。在历代诗人的反复吟咏中,"听雨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类型。中国古典诗词对听雨的书写,有一个绵长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诗经》时代。听雨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类型,不仅是因为写到听雨的诗词数量多,更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书写模式。这个模式包括选择特定的意象,如芭蕉、荷叶、梧桐、台阶、屋檐、船篷等;也包括表达特定的主题和情感,如夜长不寐、羁旅思乡。至宋代,听雨诗更多地表现文人的闲适心态与书斋趣味,而元代以后大量出现的"听雨图""听雨图题诗"表明"听雨"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