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唐代隐逸文学研究述论

新时期（1976—2021）以来,唐代隐逸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四方面：文化学研究、隐逸主题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创作主体研究。其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是：学界善于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唐代隐逸文学与文化学的多维关系,利用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从科举、园林、哲学、绘画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唐代隐逸文学。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隐逸的相关概念不明确、重外围因素而轻文学本质、对隐逸诗人的研究力度不够等问题。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唐代诗人自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论唐代长安的园林别业与隐逸风习

本文在前人有关唐代园林别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长安为例证,阐述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数量的消长情况,进而揭示了其与唐代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园林别业的修建与士人隐逸风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指出不同时期园林别业中的景观变化,暗示了唐代士人精神气质的改变.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南朝士人隐逸观

南朝时期朝隐受社会尊崇,已为士人一种生活方式.其含义有两层:一指身在魏阙而心在江湖,意存世外,心思高邈,强调的是精神境界不同于一般士大夫;一指居身朝廷而无竞心,不妄交游,强调的是行为方式上不同于汲汲名利、攀附权势之辈.此时期士人多将隐逸归因于"性分",并看重隐者志向与行为统一与否,即"心"与"迹"是否一致.这反映出郭象玄学的影响.在整个社会尚隐的风气中,也有人对隐者和隐逸评价不高.     

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唐代士人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恋京心态,当时的诗人甚至说“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在这一心态制动下,不仅有大量士子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身不在长安的唐代士人们也参与创作了大量以望京、忆京、梦京、思京、归阙等为主题的诗歌。其中,贬谪文人和动乱流寓文人的思京恋阙情绪尤为强烈。流贬士人从离京赴任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因社会动乱流寓在外的文人如杜甫、韦庄等,他们思念长安的精神内涵,除了对个人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思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更高的思想境界。与前后朝的士人相比,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因之所创作的恋京诗也蔚为大观。这一现象在本质上缘于唐人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和执着的事功精神。即使在政局紊乱、救时无方的中晚唐,士人们无奈退避,对长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也未曾真正放弃对事功的追求和长安的眷恋。此外,这一心态还与唐人心中的长安情结与盛世情结、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人重内轻外的任职观念诸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唐代山水诗“情”与“境”中的隐逸情愫的传递

由于受到隐逸文化精神中悲剧因素的影响,很多唐代的山水诗蕴涵着诗人幽独的"情境"和诗作静谧的"物境"。忠实传达这些"情"与"境"中的隐逸情愫成为译者不可忽略的问题。"情境"与"物境"融合升华为"意境",二者缺一不可。一个格式塔的整体意境构成取决于"情"和"境"的完整再现,因此,译者要"情"与"境"兼顾,既要对诗人的创作心理和历史文化背景多几分关注,又要透过语言文本解读和挖掘出诗作中蕴含的"忧情"和"幽境",从而使得诗中幽独的"情境"与静谧的"物境"互为作用、双向映现,更忠实地传达出"情"与"境"浑之上等"意境"。     

论吴澄的隐逸心态及其隐逸诗

吴澄的隐逸诗与其以儒为主、游移于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心态有关,受这种心态的影响,吴澄中年以前的一些隐逸诗反映了他游移于儒释道之间的矛盾心情;吴澄晚年的隐逸诗则表现了安贫乐道,追求“孔颜乐处”的精神;昊澄的隐逸诗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表现了对农民的同情,对“农智”的赞扬,这无疑是对“上智下愚”思想的突破。吴澄的隐逸诗代表了元代隐逸诗的特点,真实地反映了元人的隐逸思想。     

隐逸:仕途憧憬的逆向缓冲--唐末诗人的隐居与诗歌创作

隐逸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 ,由于时代不同 ,他们的隐逸方式也各具特色 ,在隐逸中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感情。隐逸对唐末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使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论《甘泽谣》思想及所反映的晚唐社会心态

《甘泽谣》是晚唐袁郊所撰一部重要的传奇集,思想上儒释道并存,并与晚唐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其作品不仅揭露了晚唐的藩镇割据,也是宗唐思想的凸现;同时,交织着出世、入世的矛盾思想;僧道侠的传奇更体现出了人生无常;对盛唐的眷恋在现实的空幻面前更为张显。     

唐代行侠作品中侠者的隐身江湖与名士化

在唐代具有行侠主题的诗歌与小说中,侠者立功之后的隐身江湖和由隐身江湖所带来的侠者的名士化倾向,自然与当时唐人所信奉的神仙道教思想有关,但同时也使得侠者更容易为文明社会所接纳,成为文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范式。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综论宋代思乡归隐词

宋代思乡归隐词处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带着特定的文化精神产生并发展起来,因而作品充分地展示出矛盾的心灵世界,曲折地映射出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时,出于开掘心灵世界的特殊需要,宋代思乡归隐词又有自己特别倚重、特别擅长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并且赖之形成了它独特的美学风格。     

唐中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中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中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变化。     

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

唐代落第诗在展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品格、自我价值观念、情感世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 着重阐述其所折射的士人文化心态:文场蹉跎、失意怀羞的心理;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怀才不遇、感伤意 绪的流露;进取归隐、儒道意识的转换等。并进一步审视唐代科举之下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苏颋诗歌内在情愫与退隐思想探析

本文着眼于苏颋的诗歌创作,从挚烈的爱情、浓厚的乡愁、退隐的思想、怅惘的内心及报国的情怀五个方面探析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肯定处于初盛唐之交的苏颋是把丰富的思想感情与多彩的社会风貌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大家之一。     

唐代茅山道论略

唐朝既是我国道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也是茅山道最辉煌的阶段。此间茅山道宗师名徒辈出,誉满朝野。他们不仅遍迹全国各大名山,潜心修炼,而且著书立说,传道布教,从而使茅山道的修炼理论和斋醮仪规更加完善,传至南北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