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

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柳诒徵史学的重要特征。当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及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掀起疑古辨伪思潮之时,柳诒徵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挥起反对＂疑古＂的大旗,并由此被作为＂信古＂、＂守旧＂的代表。事实上,柳诒徵的主张和行为皆是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的,其爱国主义思想深植于其史学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当日军大举侵华之际,柳诒徵通过史学研究来唤起国人抗战御侮的信心和决心,充分彰显了其学术救国的治史理念。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张謇与柳诒徵

张謇和柳诒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张謇兴办实业,亦强调教育救国,积极支持教育改革并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柳诒徵不仅是历史学家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也是长期亲执教鞭战斗在第一线的教育家。他们的人生存在着交集。1901年柳诒徵至南京江楚编译局任职,得到文正书院山长张謇的赏识。1903年柳诒徵和张謇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倾力于新式学堂教育,并在一些学校中共事,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至1922年,张謇关注到了新兴的“学衡派”并认同其部分观点,与柳诒徵是“学衡派”的中坚不无关系。张謇与柳诒徵之间的交往,不仅有共同的交往圈,更是相互赏识且志同道合,在这种基础上的交往推进了教育近代化。     

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长期在高校和图书馆从事史学研究,著述众多,《中国文化史》为其代表作之一。该书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虽然其观点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但这恰反映了转型期学人的一种努力,且该书对其后之文化史著作影响至深。     

柳诒徵与《学衡》

学界对《学衡》主要人物的研究中常常忽视柳诒徵,或是将其在文化保守主义角度上等同起来。事实上,柳诒徵是除吴宓之外唯一一位《学衡》自始至终的支持者,但同时他在学衡社中处境特殊,思想主张也与《学衡》主流有很大差异。仔细梳理柳诒徵与《学衡》的关系,探讨其间异同,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学衡》,了解20世纪20年代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有重大意义。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易长风潮与东南大学之兴衰关系至巨,个中原因甚为复杂,柳诒徵牵涉其中。由于杨杏佛和郭秉文之间的个人恩怨,加之杨杏佛的国民党员背景,而柳诒徵又和杨杏佛交相莫逆,身陷易长风潮漩涡中的柳诒徵备受责难。探究柳诒徵参与易长风潮的原因,无疑有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还原柳诒徵的书生本相。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     

柳诒徵与《国风》

《国风》是柳诒徵继《学衡》后创办的另一重要刊物,柳诒徽在其中担当了精神领袖的重任,切实主导了《国风》的办刊取向;在民族危亡日甚一日的20世纪30年代,他主张回归传统,发扬本国固有文化,以解救时弊.这既是柳诒徵原有文化保守主张的延续,也是柳诒徵后学衡时期思想动向的一次集中体现.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史德观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现较早,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历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都曾进行过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并将其赋予心术敬恕等内涵。近代以来,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各有阐说,展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论汉代人的母亲情结

汉代人对母亲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 ,统治者或神化母亲 ,或尊母亲以封号 ,或厚葬母亲 ,民间则为母亲尽孝服丧。汉代人为了维护母亲的形象往往杀死侮辱母亲的人 ,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 ,尽心奉养母亲。统治者所颁行的法令法规促进了母亲情结的深化 ,社会舆论对母亲情结的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汉代司空职官考论

汉代司空职官的种类繁多,大致有三公官司空、非三公官的朝官司空、王国官制中的司空和地方官制中的司空四大类。虽然两汉大司空与御史大夫屡次相互易名,其属官大致相同,但仍有单独考察的价值所在。三公的职权十分广泛,文献与实物所见大致有20多种。汉代司空职官的禄秩从号称秩万石到160石,上下差别很大。     

刘秀史事杂考三则——读《后汉书》札记之一

对《后汉书》中有关刘秀的材料进行了若干考订,分别涉及刘秀称帝点的政治意义、封更始的意义及关于"公孙皇帝"的辩论。     

汉代家产继承析论

汉代家庭财产继承由诸子平均分割和继承,汉代家产继承主要有父母在世时的＂生分＂和父母身后的析分两种方式。诸子均分制造成了汉代社会个体小家庭为主流的家庭形态。     

汉代医疗保障制度初探

两汉时期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初步发展时期,制度简陋。大体上讲,汉代医疗体系可以分为中央、地方、专门三个层次。中央和地方医疗体系,主要服务于贵族和官员,专门医疗体系是为完成特定职能服务的。民间缺乏医疗保障,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才提供医疗援助。     

汉代社会教化模式探析

社会教化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教化,通过发布诏令、行为示范、兴学定制、设置三老以及发展私学等措施来推行之。这些措施保证了汉代社会教化的顺利实施,而且形成了为后代社会所继承的模式,从而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