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课题--兼论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集权与分权

自晚清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公社体制初步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但由于该体制固有的缺陷,它必然是非稳固的.公社解体后,在"乡政村治"体制下,国家政权建设任务又凸显出来.总结建国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不仅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且也应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论乡镇治理体制的变迁与改革——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通过考察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乡镇体制变迁并总结其经验、吸取教训,可以梳理出近代以来乡镇体制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以期探索现代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原则、发现未来乡镇治理体制的理想模式。     

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的互动与互济

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政府的追求。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国家权力干预过多与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救济能力不足、自治不足与过度自治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发展。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重建

构成乡村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是文化、制度和权威,而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基础。随着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化快速地向农村覆盖,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瓦解,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如何演变,取决于中共在十八大上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个体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传统乡村文化之间能否融合协同一致发展。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公法变迁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公法体系的产生、变迁之间 ,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 ,深刻地体现在公法体系的变迁中 ,而一个权力与权利平衡互动的公法体系必将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实现     

"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视角和"社会"视角是当下学术界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自然都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相关研究成果甚丰。但这些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理论限度。本文提出从文件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乡村治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补充,或许更切合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政治的本土化特征。     

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变迁探析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影响社会和谐实现的制度框架内不完善制度实施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和谐。制度变迁的任务是提升生产力水平和协调社会利益。其中,实现利益协调是制度变迁的首要任务,这需要处理好若干对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垄断利益与竞争利益的关系、政府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与行政化的关系以及分配的市场调节与政策调节的关系等。制度变迁的内容包括推动市场经济制度完善、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体制健全。文章最后提出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制度变迁的保障措施。     

乡村政治关系和谐构建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及其秩序直接显示乡村政治关系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我国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状况。针对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不足与非制度化趋势的现状,构建和谐乡村政治关系的关键在于不断拓展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权力

在历史视野中,国家权力的变迁具有丰富的含义。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大小是有一定弹性的,统治集团对于王权的扩张与否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帝业是否稳固,一切政策的旨归都以安定为导向。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这种扩张的趋势并不是呈线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力量的生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效果将更为有效。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宗教问题的反思——以鲁南农村信教现象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基督教在农村发展很快.宗教作用的两重性特点昭示我们,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情况,必须加强对信教群众的科学教育和引导,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调适措施,确保基督教与新农村建设和谐发展相适应,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     

试论社区政治及其与国家政治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社区政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以社区政治与国家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的新视角。在吸收社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社区政治的含义和构成,并剖析了社区政治与国家政治间的互动关系。     

乡村社会内卷化的生成结构研究

作为具有很强学术潜力的概念,“内卷化”提供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分析乡村社会的框架。而乡村社会内卷化的生成是由三层结构组成的,即上层压力型体制的过分彰显,中层乡级政府的自利性亢奋和底层农民无组织的弱势地位。研究乡村社会内卷化生成结构对于制定符合农村实际的改革和管理政策,对于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

社会科学是当今人类安排其社会和生活的主要知识体系。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对国家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建设全面恢复,并快速发展,成为引导和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知识力量。中国的崛起的背后必须有强大社会科学支撑,因而,发展社会科学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战略需求。在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回到学科的内核,即学术的建设与发展,其着力点有四:一是人才的培养;二是理论的建构;三是方法的提升;四是资料的储备。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加快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对于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实现农民增收,应抓住主要矛盾,采取制度和政策创新、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