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多元利益均衡关系论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引发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且出现利益失衡、利益博弈不公平、资源占有与分配失衡、话语表达权利不平等现象.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多元利益均衡,因为多元利益均衡可以推动国家治理的整体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的包容性,加强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法治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建构多元利益均衡,要求增强治理主体的调控能力,规范治理主体权力权限,完善社会利益表达平台.     

"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机制——基于合作博弈的视角

随着中国农村各种社区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乡村治理出现了政府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它们必然要求参与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的分配.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多元乡村组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把新兴组织纳入到体制内,建立乡村多元组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合作博弈机制,形成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合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构建和谐社会与多元社会治理

实现多元社会治理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对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必须立足国情,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及建立多元主体治理责任分担和良性互动机制,以此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民族村镇旅游地多元治理模式的制度创新研究

民族村镇旅游地治理模式直接影响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区和谐与稳定。与其他民族村镇旅游地治理模式相比，多元结构的治理模式是最为有效的。然而，现存制度安排中的某些弊端直接影响了多元治理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在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多元化治理模式有效运作的制度需求进行制度创新，这是民族村镇旅游地多元化治理模式有效运作的前提，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社区稳定和谐的保证。     

统筹城乡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兰考实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由政府单元主体治理到政府、市场二元主体治理的变迁。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兰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构建化解"乡域政治"中多元利益冲突的法治机制

在"乡域政治"中存在着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中突,如何化解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多元利益冲突问题是"乡域政治"的核心内容.现存的利益冲突化解机制有着行政化、非法治化和民俗化的缺陷,不能真正化解多元利益之间的矛盾纷争.因此,乡村"善治"的基础在于:加强"以法治乡"理念的养成;乡镇政府由"权力型"向"法治型"转化;基层法院由"司法行政化"向"司法独立化"转化.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论跨域治理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代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面对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个治理主体难以解决,需要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文以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阐明为了有效应对跨域公共问题,需要跨域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     

和谐社会视野下多元价值观的整合机制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及其冲突.因此,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就必须对多元冲突的价值观进行整合.多元价值观的整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种整合包括以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目标整合机制;以利益整合为基础的外在激励、引导机制;以情感整合为依托的内在激励机制;以文化整合为根本的社会核心价值凝集机制和以制度整合为重要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运作,从而努力营造出一个完善有效的多元社会价值现整合机制,增强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构建和谐社会中人们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科层制治理与合同制治理:模式比较与策略选择

合同制治理与传统的科层制治理模式迥然不同,体现在权力的运行路径、信息的传递方式以及风险的治理依赖都存在较大差异.当前出现的"逆向合同承包"现象主要在于合同制治理所带来的权力的分散、目标的冲突、信息的干扰以及不确定性增加.要应对这一挑战,关键在于有效执行和管理合同,其策略是构建规则以整合权力,以科学激励协调目标,创设网络以协调信息,重复合作以应对不确定性.     

多元现代性视域下乡村协同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格局不断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向转变,但在转变过程中仍面临着政党整合能力弱、协同关系不均衡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艾森斯塔特在多元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发展理论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新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同样也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提供新的解读方式与崭新的实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