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储存器"里的民间叙事——关中祈雨歌解读

仪式是传统的"储存器",储存了民族的历史与历史深处最真实的记忆,无法看见的宗教与神话信仰在仪式歌的"真情诉说"中成为真实的"存在".由于干旱一直是对关中农业社会危害最大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所以为禳除旱灾举行的祈雨祭祀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仪式风俗,伴随着祈雨仪式流传下来的祈雨歌是农耕民族在与旱灾抗争中谱写的悲壮乐章.祈雨活动在营造宗教氛围之同时,又根据现实生活之需要使仪式成为最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民俗活动,事实上,神话性与宗教性只是祈雨仪式的显性结构标志,其本质是对民生疾苦与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     

祭祀仪式活动中村落关系的构建与变迁——以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罐子湾为例

祭祀仪式作为一种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村落居民关系的重要纽带。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罐子湾的祭祀仪式可分为祖先祭祀仪式和神灵祭祀仪式。这些祭祀仪式体现了罐子湾的村民关系通过集体祭祀、物品互赠、村落互助得以构建。时代变迁中祭祀仪式的转变对村民关系产生的影响,表明祭祀仪式依然是村落关系构建的重要方式之一。     

福建摩尼教祈雨与丝路沿线祈雨传统之关联

摩尼教兴起于波斯,盛行于中国,近期福建新发现的摩尼教祈雨文献《祷雨疏》和《求雨秘诀》记载了一套完整的祈雨仪式。通过这些文献及史书所记载丝路各民族的祈雨习俗,可以看出,波斯摩尼教及其祈雨术在东传的过程中,粟特与回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公元843年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后,摩尼教正式走向民间,其祈雨术完全与福建当地流行的道教和地方信仰融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祈雨传统。     

敬神与狂欢——白马藏族三个村落"跳曹盖"仪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应用人类学仪式过程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甘肃文县麦贡山、四川平武厄里寨和木座寨三个白马藏族村落"跳曹盖"仪式的对比分析,指出"跳曹盖"仪式是驱鬼敬神与狂欢庆典仪式的耦合,只是在不同的村落中,二者在仪式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寡.由此,文章从仪式与神话的层面分析造成这一差异性的原因,并指出"跳曹盖"仪式结构中这种二元性实为不同社会情境下价值观念的产物.     

北宋皇帝祈雨灵验现象研究

史书中常见北宋皇帝在天旱之际举行隆重的祈雨仪式,不久即出现天降甘霖的灵验事件,此类事件被史官加以记载,于是今人得以看到大量皇帝祈雨后雨降的现象,古人以至今人对此都大为惊叹,对于帝王而言,祈雨雨降这一事件却有利于加强皇权的塑造。北宋皇帝祈雨雨降的背后却是当时的天文机构将气象或天象信息上奏皇帝,皇帝得以了解未来几日的气象变化,然后选择合适的日期进行祈雨,皇帝在万民仰观之下祈雨成功,无疑会增加帝王本身的神秘感,增强政权的凝聚力,于是祈雨——雨降——万民感呼,皇帝所期望的君权神授的政治宣传得以实现。     

民间社祭中的“马裨”初探

马裨是传统社会社祭中的神灵附体者,在乡村赛社及祈雨仪式中带血狂舞,驱魔禳灾,是民间社会最神秘的现象之一。从现有文献来看,马裨最早出现在清代早期,目前在华北个别乡村依然存在,历经三百余年。其流传区域几乎遍布全国,传播途径不详。马裨往往通过"插口钎"等血腥方式获得神灵附体,在社祭中以近乎癫狂的舞蹈来达到驱魔目的。成员多数并非专业神职人员,主要来源于下层村民,均为男性。除驱魔以外,马裨亦可看病与祈雨,兼有觋与傩的双重特点,同时也携带有原始血祭的某种特征。从下层民众到神的地位逆转所带来的精神层面巨大满足,是数百年来民间马裨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     

民间权威与乡村社会秩序——以周村纠纷解决为例

目前对安顺地戏的研究多集中在仪式、社会意义等方面,而对地戏“神头”等在村落秩序稳定性所起作用的研究重视不足.神头不仅是村落仪式的主持人,在村民纠纷解决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把调解建立在村落的亲缘关系基础上,以重亲情、讲和气、双方互让、摆平关系为主,这种纠纷解决模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     

陕北明代营堡分布的特点

修营筑堡是明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陕北地区分布着大量同地形地势有机结合的明代长城营堡。通过考古勘察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可知,陕北明代的营堡主要分布在地势险要、交通要道、易于商业贸易、可供开垦及有水源的地区。陕北营堡不仅对长城沿线的军事防御起到重要作用,也为长城沿线城镇的兴起、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凤凰与凤凰涅槃——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复活神话

凤凰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神圣图腾,凤凰涅的巫术仪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蜕变为悲壮凄美的神话传说。凤凰是原始人表达自己生命意识的抽象符号,蕴含了原始初民对生命不朽的渴望,而凤凰涅则是远古时期祈雨仪式的神化和变形,已然成为死而复生原型的载体。     

论唐前小说中的祈雨文化

祈雨属于祈禳术之一,与民间信仰、巫术、宗教等息息相关。不论受何种因素影响而产生,其文化内涵有共通之处,都寄寓着农耕时代的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对风调雨顺的祈请与诉求。不少史料文献对祈雨皆有相关记载,唐前小说则以自己的方式对此加以呈现：祈雨的主体不受身份限制,普通民众、仕人、术士皆可参与,但主要为仕人与术士;祈雨仪式不拘一格,民间自发举行的较为简单、随意,重在书写施法者、法术的神异、祭祀主体的德行、祷祝的最终结果,受远古遗留的“万物有灵”“巫术”等思想影响较深。祈祷的神灵有山川树木等自然神、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龙等,杂糅了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官府发起的程式严整规范,且繁冗、复杂,意在区分等级,彰显对天神的虔诚与敬畏,以及心系苍生的民本思想、农业兴邦的治国理念。唐前小说对祈雨主体、仪式,以及祝祷神灵的书写,反映了当时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     

论清代长城沿线外侧城镇的兴起

清代以来,长城沿线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人口的增加,农业兴起和商业的发展都使长城沿线外侧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这就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本文从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主要介绍了长城沿线经济、人口、农业和商业发展的过程以及长城沿线一带城镇起源的背景、条件、以及城镇兴起的因素和其他相关原因。     

简析汉简所见长城烽燧系统中燧卒的日常工作

通过对汉简有关内容的梳理,分析认为,燧卒包括燧长和一般燧卒,是烽燧系统中的核心因素。文章以汉代河西走廊段长城为基础,结合所出汉简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烽燧系统中燧卒（包括燧长及一般燧卒）的日常工作作以初步的研究。     

口外诸厅的变迁与清代蒙古社会

清朝统一长城南北,为南北人口流动创造了客观前提。长城以北的内蒙古,由于移民不断进入、土地日益开垦,出现定居村落和新的行政建置,并兴起了城镇。该文以清代杀虎口外的内蒙古为时空范围,通过对农业经济、统治体制的发展变化以及城镇兴起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清代口外的巨大变化以及这一变化与地域、民间、官方之间的多方关系。     

“封”——中国长城起源另说

中国长城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对目前关于长城起源的四种主要观点：“楚方城”说、“列城”说、“城”说和“堤”说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说法虽各有见地,但亦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纵观夏、商、周及春秋战国各历史时期,华夏大地经历了国之数量由多变寡、国之疆域由小变大的历史进程,至秦始皇灭六国才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天子自封及其赐封各诸侯国的疆域皆用土封,即在边界“沟、封树之”;秦长城可以认为是秦之北疆最大的“封”。据此,提出中国古代的“封”是长城最初形态的新观点。     

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匈奴人的人种构成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较早时期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来源上应与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的时候,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终加入到了匈奴联盟当中。     

立足中华大文化,尽快发展长城学的研究

文章通过讨论长城及长城学的界定及在学术上的作用等问题 ,指出在长城学的研究中 ,要立足中华大文化 ,要认识到建立长城学 ,开掘长城文化的丰富内涵不仅应该 ,而且极为必要     

北朝诸国长城再探索——兼与朱大渭先生商榷

在回顾北朝诸国长城研究概况的基础上,重新探讨魏、齐、周诸国所筑长城的历史真相,逐一审视和剖析北朝诸国长城的分布及起讫地,首次对高齐洛州西界"长堑"位置及走向提出个人见解。肯定"西河总秦戍至海的长城,营造于天保五至七年(554-556),历时两年有余"的说法,符合历史实际,迄今仍具科学性。同时,对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提出商榷,指出其研究方法、史料应用、历史地名、长城走向、长城长度诸环节存在的舛误,对其研究中未采纳文物普查和实地考察资料提出批评。     

长城不是闭关自守的符号

如何评价长城的价值和作用,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重大课题。最近,有人把明朝缺少和田玉归咎于大修长城,闭关自守,把清朝拥有许多和田玉归功于不修长城,实行开放。长城俨然成为闭关自守的符号,成为一切罪过的祸根。有人还把修长城称为＂大愚蠢＂,彻底否定其价值和作用。其实,长城并不是闭关自守的符号。明清两朝是否得到和田玉,与是否修长城根本无关;修长城的王朝未必闭关自守,不修长城的王朝也未必实行开放;长城的价值和作用,应予历史的肯定。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