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明儒学研究的方法、视点和趋向

有关儒家思想的研究,包括新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日本、韩国都是重要的学术领域.就当代中国而言,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元化.本文概述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宋明理学研究的变化历程,对中国学术界有关宋明理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20世纪宋明理学的研究特点是"哲学史的研究"为主导,并提出"儒学的文化研究"和"理学的思想史研究"将在未来得到发展.     

爱的观念:儒学的奠基性观念?——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

爱,即仁的观念,乃是儒学的奠基性观念:既为形而下学(知识论及科学、伦理学及道德)奠基,也为形而上学奠基.这是因为,爱作为生活情感是生活一存在的显现.因此,爱的观念乃是本源性观念,爱作为生活情感,归属于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源.     

"基本的哲学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问题”是一个属概念 ,“基本的哲学问题”是一个种概念。在一定的哲学问题系统中 ,判断某一哲学问题是否为“基本的哲学问题”应有一个标准 ,这就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元哲学观和哲学观问题的具体回答。     

函授学习的方法和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简要阐述函授学习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着眼于函授学习中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述了搞好函授学习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中国大陆儒学普及工作的现状与前景

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教育急需儒学的普及,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及相关政府的支持下,出现了学校、学会、学堂、书院、政府等等普及形式。但是由于儒学普及的合法性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其体制性问题、系统性问题、科学性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前需要使儒学普及工作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争取进行正规教育体系,争取各级政府的更多支...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状

哲学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的探讨中形成了基本共识 :即融会“中西马”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因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与中国儒学关系的现状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曾经就某些具体内容或方面产生过碰撞、比较、对峙、融通的话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后半叶 ,这种对话从背景、前提、方法到预设的结果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 ,研究背景的变化就是功能论的被悬置与学理论的确立 ,即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过渡到了学术的争论。研究思路与方法则显示出两大特点 :前提假设与话语膨胀。应当说 ,这些问题都关涉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和儒学本身的发展。     

建国以来儒学研究的艰难历程与最新进展

本文系反省当代学术思想史之作。从宏观上将建国以来儒学研究的历程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分别论述与反省了每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学术特点、理论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倾向。提出自己对儒学、孔子及该阶段重点研究问题的系统看法。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儒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今后发展趋势,展望了儒学对发展人类文明可能做出的贡献。     

现代新儒学的主要类型和特征

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的重要思潮之一。它从类型上可以分为“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和“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具有立本于儒学、融合中西学术、构建本体论、推重直觉等主要特征。     

俄罗斯海洋战略基本问题刍议

俄罗斯海洋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大陆性国家如何发展和利用海权实现国家战略的问题。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当代俄罗斯,俄罗斯海洋战略的矛盾焦点始终集中于这一基本问题,具体体现为克服大陆地缘局限、调和东西方冲突、统一海权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需求,以及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四方面内容。从俄罗斯历史实践来看,其海洋战略基本问题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了俄罗斯海洋事业的命运,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战略的发展。经过历史实践的扬弃和发展,当代俄罗斯已确立了解决以上问题的基本立场,海洋战略正在成为其打破现有发展困境,实现俄罗斯国家全面复兴的重要推手。     

儒学为什么是人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儒学的特质

儒学之所以为人学除了春秋社会的特定历史原因,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动因。文章因此追溯到人类文明的门槛,从中西社会不同的文化进程中发现,与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思考对象的西方文化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的思考对象和起点,其典型表现是西周的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作为孔于思想的源头和反思对象,决定了由孔子创立的儒学的人学性质。文章还从比较的视角揭示了儒学中“人”的存在特性。     

论人文观念的近代科学基础

近代科学革命不仅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基础,而且同样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深刻理解人文观念的近代科学基础,对于深入认识、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哥白尼革命和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革命为人的发现建立了必要的理论基础,重新确立了上帝与人的关系,即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近代科学革命使人的本质地位得以提升,即人的理性能力的提高,对人的观念的彻底改变。近代科学革命对于西方社会基本的现代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它力图实现科学与价值的完全统一,以理性为基础,确立了“民主与科学”统一的基本理念。这也是构建现代文明大厦的最重要的基石。     

南昌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构想与建议

南昌市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已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下一步南昌市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目标是打造世界光都、中国绿城,形成四大生态示范区和四大战略产业的基本格局。具体来说,就是要鼓励低碳消费生活模式、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加强与各方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     

国际关系伦理学:基本概念、当代论题与理论分野

本文简要分析了国际关系伦理研究这一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前沿领域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 ,初步概括了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政治的若干基本伦理问题 ,以及基于不同国际伦理传统和经济背景的主要理论分野 ,并就构建一个旨在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视角的“国际关系伦理学”分析框架提出几点看法     

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责任边界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必须做到三个紧密结合: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必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紧密结合;二是企业社会责任必须与中国经济体制环境紧密结合;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必须与企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紧密结合.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必须立足于"责任铁律",体现三个有机统一:一是必须坚持权利与义务(责任)的有机统一;二是效益与公益的有机统一;三是利己与利他的有机统一.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明方向",但利益相关者理论不足以在理论上支撑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理论可以在理论上支撑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石,原因一是"企业公民"是一种人性假设,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二是"企业公民"假设本身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和"道德性"等特性,兼备了"经济人"、"社会人"和"道德人"的部分特性;三是"企业公民"假设本身有体现了层次性,即"企业公民"首先是"经济人",然后是"社会人",最后才是"道德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首先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然后才依次是社会公益、道德责任、慈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有边界的,作为特定时期社会(含国际社会)对企业应该肩负义务或承担责任的特定期望,以及企业在自愿基础上给予这一特定社会期望的回应,企业社会责任不能无限扩大,正确处理企业、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始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明儒三教合一之论，及其来自佛、道人士的回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据与逻辑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取得成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谓适逢其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包括一系列基本制度的构建,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其中,这是一个伟大创造。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选择,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逻辑演进的结果。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性以及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性。其中,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并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寻找其根据和发现其逻辑的基础。     

The Misuse of Statistics: Concepts,Tools, and a Research Agenda

This paper presents concerns regarding misuse of statistics in scientific work, especially in biomedical research. The paper discusses what is meant by "misuse." It appears that misuse arises from various sources: degrees of competence in statistical theory and methods, honest error in the application of methods, egregious negligence, and deliberate deception (misconduct.) The incidence of error is partly due to a perceived need to meet artificial statistical criteria for acceptance of research reports for publication by journals.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the prevalence of misuse or its breakdown by type. Nonetheless, there are ways to encourage, or even to enforce, good statistical practice. These can be greatly supported by use of available statistical ethics documents. This article suggests lines of further research that could define the problem more explicitly and that might lead to additional corrective 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