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开展新时期党的反倾向斗争

反倾向斗争,主要是指反对“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背离或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倾向,属于党的思想政治斗争范畴。这种既反“左”又反右的反倾向斗争,在整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从未间断过,并逐步形成了“两条战线斗争”的科学概念。 1928年斯大林在总结联共(布)党内斗争经验时指出:“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克主义倾向。……我们是在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历史证明,“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辩证法的“存亡之战”?——“亦此亦彼”与“可此可彼”

在几年前黄展骥的《辩证派击中形式派的“要害”了吗 ?》一文中 ① ,他一方面认为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使形式派的“不矛盾律”失去普适性 ,另一方面 ,他又把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 ,使两派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平分秋色” !即时引发学者、专家的“争鸣”热潮。有专家认为 ,黄先生这一“修订”引发辩证派的“护卫之战”、“存亡之战”。在本文 ,黄先生简明地摘引 (高度浓缩 )“争鸣”中几位学者的重要片段 ,然后略作比较与评析 ,旨在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读者的参与和关注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试论一九○○年前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

孙中山和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政治代表。一九○○年前后,一度互相向慕、商谈合作,后又彼此分手、展开斗争;他们间的关系大致可为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前、后三个阶段。探讨这段时期孙、梁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派政治力量的消长组合情况,以及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根本对峙局面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从政治高度认识反腐败斗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重要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从政治高度认识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问题,提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并要求全党“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既要树立持久作战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坚持“警钟长鸣” 的作战思想,我们就必须站在政治高度,以政治的眼光来深刻认识腐败与反腐败斗争问题,才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谈反错误倾向斗争问题

我们党已经光荣地走过了六十一年的伟大战斗历程。六十一年来,我们党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同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什么是“左倾”和右倾? 左和右本来与前和后一样,是表示方位的概念。后来借左、右表示尊卑、主次。以左、右表示政治倾向是从近代开始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三派:代表大富翁的保守派斐扬党人坐在立法议会主席右边的长凳     

反思合作民主——嫁接承认理论与激进民主的桥梁

近年来,“承认”逐渐取代“认同”,成为西方左派政治论争的一个重要斗争领域。随着批判理论的“伦理”转向,承认范式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批判和反思民主政治斗争的理论路径。承认理论如何审视民主问题、如何参与当代激进民主政治论争就成为检验承认理论能否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文章就承认理论与激进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做简要探讨。     

多维视角下"调和的民主政治"

修正的民主政治平衡了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兼顾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但该提法并不能完全涵盖再生派学人的主张。以选举制和代议制为途径,再生派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建立在民治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希望形成一套有效安排效率、平等、自由的政治架构。     

五卅运动中思想文化界的一场论战

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必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但是,过去谈到五卅运动,大多是讲工人运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很少谈到思想文化界的斗争情况。“四人帮”横行时,又虚构出一场尊孔和反孔的斗争。究竟五卅运动中思想文化界的斗争情况如何?有那些不同的思潮?其论点是什么?它们对五卅运动有什么影响?本文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的批评

严复译英人甄克思《政治史》,划分人类社会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亦称国家社会)三种主要形式。严复称,中国社会自秦迄清为“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并借原著着重指出,“宗法社会”有“组织个体以血缘种族而不以居地”、“排外而锄非种”、“统于所尊”、“不为物竞”四大缺陷,尤其批评当时的民主革命派宣传的民族主义为不脱宗法思想。对此,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曾在《民报》刊文批驳,认为《社会通诠》中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所总结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不合中国历史实际,并指出古今不同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更有差别。这场论争的意义,除显示当时“排满”革命与“君主立宪”两派斗争的政治内容之外,在学术上更显示出引进西学如何“考迹异同”、相互参照,进而比较和评判的问题,也涉及宏观之学和微观之学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地位问题。     

黄埔系将领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后,黄埔系将领的言行对事变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虽然在如何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上分裂为和、战两派,并且各行其事,但他们的活动抑制了主战派的军事行动,有力地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美国政治极化：基于美国新冠议题的框架化考察

政治极化是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我们”和“他们”来描述当前的政治与社会，一个社会中的正常多样性越来越沿着一个维度发展，政治与社会共识变得难以达成。政治极化存在政党制度、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政治文化等多元成因，社交媒体竞选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极化。聚焦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问题，运用框架化理论下的“级联网络激活模型”，可以发现总统候选人的框架建构加强了二元对立的框架竞争模式，在框架扩散中两党政治精英中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对立强化，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框架选择中也存在差异，因而公众在对框架认知方面亦强化了观点对立的模式。在社交媒体竞选时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精英与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闭环，各自的话语框架不断被强化，同时也迫使独立公众“选边站”，尽管信息的选择越来越具多元性，但民意却越来越呈现分裂与对抗。     

颜元思想再评价

颜元是清初著名思想家。他的学说在当时一度流行;在近代,又一再被不同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的人们所提倡。解放以来,学术界对颜元评价甚高,称之为反理学的思想家、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等等。对其思想的落后面虽也有所揭示,但往往语焉不详。本文认为,如何恰当评价这位思想家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颜元是“反理学”的思想家吗?颜元面对宋儒“赫赫之炎势”,欲挽“泛滥东奔之狂澜”,敢于对“今之尧舜周孔”的程朱、陆王两派理学家进行批判,这种胆识和斗争精神是令人     

生命力:来自旷野的张力─—对七月派文学的一个宏观考察

谈到七月派文学，不得不首先提到理论家胡风，是胡风早年接受厨川白村的生命哲学，形成自己主体性的文学理论，由此奠定了七月派的文学基础。厨川白村把“永是不愿意凝固和停滞，避去妥协和降伏、只得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力”称做“生命的力”，厨川白村认为“人的内心不满于外界的压抑而表现出创造生活的欲求”，“正因为有生的苦闷、也因为有战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1]七月派作家把“生的苦闷”与“战的苦痛”纳入具体的历史行程，由此形成了他们对生命力的理解。（一）七月派作品呈现的是什么？一个以痛苦为基本色调的情绪世界…     

伦理政治化的"求同"与政治伦理化的"求异"——中西方政治伦理形成的差异性及其启示

中西方政治伦理形成的差异性对各自的政治主体、政治生活、政治关系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从伦理政治化的“求同”到政治伦理化的“求异”,虽然都将伦理精神同政治制度融为一体,但在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的塑造和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上却起着不一样的作用。中西方政治伦理形成的差异性,引发我们在伦理价值取向上的思考和研究方法上的关注。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一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剥离的里程。送走杜威迎来罗素,南下的“新青年派”同仁以陈独秀为龙头与以张东荪为首的自由派思想者展开了一场关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论争。归根结底,这场争论还是英美派和法俄派知识分子对十字路口不同路标的执意导引。回到历史现场,那场知识与心理的竞赛在思想深处映照并启迪着中国当下的知识界:特色中国需要中国特色。     

从"再分配政治"到"承认政治"?——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之争

当代政治哲学出现了所谓从分配政治向承认政治、平等政治向差异政治的范式转向。如何因应这种变化,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出现了不同的选择。霍耐特把它理解为当代社会斗争的正确反映,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重构。南希.弗蕾泽则认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运动受挫后的理论退却,并提出了以“公平参与”规范为基础的既包括承认要求也包括分配要求的“复合正义论”。关注这场争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最新动向,同时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基础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

近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问题的讨论,这是个长期来没有认真探讨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的文章中,大多要提到三十年代初崛起的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遗憾的是它往往被套上“反动”、“逆流”的枷锁。几乎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派”就成了一股与“左联”背道而驰的反动流派。然而,“现代派”究竟是什么人组成,代表作是那些作品,他们的主张如何,政治倾向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