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范晔《后汉书》记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遣使奉献，而日本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张楚金《翰苑》抄本和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杜佑《通典》则分别记师（帅）升等为“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本文考证“倭面土国”为“倭面上国”之误，而“倭面上国”则指“倭面之上国”；“上国”即“上邦”，意为大国。但是，“倭面”（指倭人）一词是出于对《汉书·地理志》如淳注的误解。因此，所谓“倭面上国”或“倭面土国”在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汉安帝永初元年遣使奉献的是“倭国王”，不是“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     

论明代倭患产生及其泛滥的原因

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支持他们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朽,贪污之风盛行,武备愈益废弛,再加上假倭、西方殖民者的参与,使倭患到嘉靖时达到最泛滥的程度。     

明政府政策性失误对“倭患”走势的影响

以史料为依据,对明政府应对"倭患"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加以分析,并阐述应对失策与"倭患"走势之间的关系:首先,海禁导致"倭患"的爆发态势;其次,剿抚不定与打击目标的失当,屡屡招致更大的反噬;而一再错失开海时机,更是造成"倭患"的延续。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及大和民族先民历史的记载是很早的,学术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还有倭人分布区、倭人文化、徐福是否进入日本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辨析,而且研究的视角也需要有所变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出发,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钩陈史料,对比辨析,当有新的研究空间。     

《论衡》“倭人”考释——以“畅”“雉”“宛”及“五服”为线索

《论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学术巨著,也是记载"倭人"的最早古籍之一。《论衡》中"倭人献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与日本交往的一段事迹。但是这段事迹真实与否,一直饱受争议。通过进一步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论衡》的固有名词如"鬯草""白雉""越裳""宛"等的比对论证,可知,王充所谓的"倭人"其实是"东夷"的一种代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倭国"和"日本国"。     

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

《山海经》《论衡》《汉书》是最早记载"倭"的古籍,这三部古籍对"倭"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因此这三部古籍也作为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通过对这三部基本文献中的"倭"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明代宁波在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兼论官、民贸易方式的转变与嘉靖“大倭乱”的起因

作为专通日本的惟一港口,再加上拥有比较发达的江浙皖地区作为经济腹地,宁波在明代中日经济交往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文章着重从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论述了宁波的这一重要地位,同时研究分析了上述两种贸易方式转换的原因,指出以朱纨为代表的海禁政策的失败引发了历时十余年的嘉靖"大倭乱".     

《吴太母李孺人节略》系倭仁佚文考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白衣镇"李氏节孝牌坊"上阴刺着署名为倭仁的<吴太母李孺人节略>.从吴氏家族的地位、吴氏家族与倭仁的关系以及牌坊的建造规制等方面考析判定,此文确系晚清名臣、理学宗师倭仁的一篇佚文.     

《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

源顺所作的《倭名类聚抄》作为日本以“倭名”命名的最早的类书，借用了多种中国 古籍，在日本流传甚广，目前有十卷和二十卷两种传本。何为源顺原作，迄今难以定论，所引中 国典籍是否出，原文，也存在种种疑点。从两种传本征引中国古籍的情况的比较分析入手，可 以为研究这部类书提供一些解决疑难的可能性。     

顾从礼与上海城墙的修筑

上海自元初立县后 2 62年间未筑城墙 ,然明对倭患严重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阻碍城市发展。顾从礼疏清并出资筑城 ,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城墙使倭患得以平息 ,为城厢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