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证成与机制建构

区域协同立法是指跨行政区域多个立法主体，为解决公共治理领域的共同问题，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和程序进行分别立法、相互对接的地方立法模式，其具有地方立法、跨区域立法和合作型立法的特征。区域协同立法的政治价值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经济价值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社会价值是提高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法治价值是回应区域法治发展需求。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性法治、居间性资源整合和区域性利益均衡。区域协同立法仍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明确，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沟通协作、立法参与、交叉备案、联合评估和统一指导等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研究

天津、重庆、海南、安徽、广东五省市行政问责规章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建设初具规模,问责的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等基本环节已经确立,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但是,还存在程序设计粗糙、立法不统一、公开性不足、纠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设立专门的问责机构,建立健全预告知制度和救济制度,加强问责监督,制定《行政问责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     

论地方立法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从重大决策等领域延伸到地方立法领域的,但其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并不明确,文本规范空洞而缺乏可操作性,实践操作混乱而缺乏有效规制,理论研究也不够充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增强地方法规范的可接受性,以及地方法规范实施的实效性均有重要意义,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地方立法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从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程序、制作评估报告和反馈等方面予以展开。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向

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行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重要的权力监督机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运行当中面临着法律缺失、责任界定不明确、问责后果异化以及问责文化滞后等困境与阻力。文章认为就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而言，必须加快行政问责的立法进程，强化异体问责机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并培育相应的文化氛围。     

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

行政问责存在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复杂的是行政政治问责。通过对政治问责主体的分类,结合其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问责机制特点予以深入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民主问责、行政问责和行政政治问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有利于澄清国内各方在行政问责认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     

论智能网联汽车监管的沙盒模式——兼评中国相关地方立法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一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交通领域运用的代表,方兴未艾。一些国家和地区目前也将金融领域的“监管沙盒”运用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我国也借鉴了这种监管模式。运用比较法对相关领域的沙盒模式进行考察,并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发现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沙盒模式的法律规定还存在以下缺陷：监管风格的保守、公众参与和透明度的缺乏以及配套责任制度的不完善。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监管沙盒模式的法律规定需要我国在今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后续在统一立法时予以改进和完善。     

立法中地方利益本位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当前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地方利益本位问题,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现象,因而具有深厚的合法化基础和逻辑。对此,形式主义法学的解释存在明显限度。比较而言,财政分权条件下的政治问责机制、国家能力、去政治化的政治问题以及立法意识形态等政治经济学因素,对其制度化特征的形成更具决定性作用。要探讨立法中地方利益本位倾向的实质成因,还原出立法的实际运作过程,就必须确立一种与立法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视角。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     

地方变通立法的法律界限与冲突解决

地方变通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地方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地方变通立法符合宪法“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精神，是国家立法权行使的特殊形式。地方变通法在法律位阶上应当被界定为地方性法规，但其在立法权限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在授权的范围内对上位国家法律予以有限度的突破。地方变通立法应当恪守原则性法律界限，即不得变通宪法规定，不得突破改革创新实践需要，不得涉及法律绝对保留事项，不得突破必要限度的法制统一原则，不得超越授权的特定地域范围。在变通法与被变通上位法的法律适用上，“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效力优先原则居于第一性，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优先原则居于第二性，即变通法只有在不与被变通上位法原则性内容相抵触的情况下，才可以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在变通法与被变通近位法的法律适用上，被变通近位法即部门规章被优先适用的理由难以证立，应当优先适用地方变通法。     

立法膨胀的负面效应及对策

立法膨胀的负面效应及对策杨解君今天，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立法。立法步伐加快，立法工作和立法数量可谓盛况空前，立法所涉及的领域及广度和深度也是以往所不可比拟的。无庸赘言，强调立法对加强法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笔者以为我们在强调立法的同...     

我国的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比较与制度改进

问责客体的制度规定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及不同地方的问责制度对问责客体范围有不同的规定,这样显然有失公正。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存在的制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不同地方问责制度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过大、问责客体范围笼统模糊、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因此,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改进的目标在于:明确界定党政领导的责任追究范围,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减少不同地方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犯罪现象及其成因与预防对策

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对发展乡村经济、维护农村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少数人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犯罪的问题，实践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犯罪现象。其主要成因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重数量、轻质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有效的财务审计监管；对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问责缺失；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逃避无限责任”追索无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村集体组织等人员存在微腐败等。因此，预防对策上需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监管，提升合作社质量；对农民加强普法宣传，促进农民有效参与合作社民主治理；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加大对相应监管机关问责力度，严厉打击内外勾结腐败问题；修订完善农民合作社法律责任立法，拓展公益诉讼范围。     

促进型地方立法实证研究

促进型立法是通过提倡、引导等方式贯彻国家意志的一种新的立法模式。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沉,我国促进型地方立法发展迅速,并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促进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内容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重点关涉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五大文明”的促进和发展领域;就数量分布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呈现出法律执行性促进型立法稳中有降、制度实施性促进型立法稳步上升、事务性促进型地方立法渐成主流的发展趋势。就立法技术和质量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不乏优秀范例,但整体上因立法时间相对集中,横向移植、内容相似度偏高等问题比较突出,导致相关立法的民主性、地方性、创新性不足。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论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问责制建设

论文为了能够有效地运行政府问责制,通过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中存在的异体问责发展缓慢、问责对象模糊和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健全政府问责制要强化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对象、拓宽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和强化政府责任立法等措施。     

法典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纵向划分与规范配置

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配置是行政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实现外部体系协调的重要耦合工具。但统一性法典与多样化地方立法存在协调配置纵向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体系化张力，集中体现为职责纵向划分在中央、央地、地方立法中产生的职责不清、职责重复、职责缺位的递进式困境。部门宪法、整体政府、客观诉讼等理论有助于区分地方政府的差异性环境事权，为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类型划分的完善提供标准指引。应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环境职责纵向序构为制度建构、综合管理、具体执法三种类型，进而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协调配置授权、组织及程序规范，合理分配三类纵向职责，加强法典向下引领与地方立法向上兼容的体系协调。     

1933～1949年新疆地方立法初探

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力量对比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地方立法在各地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既是这种力量对比在法制领域内的表现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僻处边陲的新疆省,地方立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时期新疆的地方立法,是在国家立法框架之下的立法,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现代民主治理中的问责期望管理与问责动力分析

问责作为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和公共管理中的核心概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对现实的考察可以发现,问责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问责期望不断提高与问责效果持续乏力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问责动力缺失.根据问责理论的最新发展,文章首先识别出问责研究的两种范式,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问责期望管理范式进行分析;然后借助组织行为学的期望理论,构建起一个问责动力的理论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对不同问责类型的动力来源进行比较分析.从规范层面来讲,问责动力来源于问责效价、问责期望和问责手段三者之间的结合,问责主体是否启动问责取决于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力量博弈.     

优化皖江城市带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制环境研究

为鼓励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许多政策法规,从工商登记、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基金募集与退出等多个方面予以规范和提供支持。与其他地方相比,皖江城市带在此方面的法制环境相对薄弱,并存在着立法不到位、适用范围有限、配套措施不足等诸多问题,亟需从立法制定、政策配套、健全中介组织等多个方面优化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