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从宗教的心理属性看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的路径选择——基于新疆南疆等地的田野调查

内聚性与边界性是宗教的基本心理属性,前者是形成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大黏合力,后者是不同民族之间产生对立与冲突的重要根源。文章以作者在新疆南疆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指出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中的老问题与新挑战,并从理念、组织与方式三方面提出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政府能力研究的新趋势：从发展行政到行政发展

政府能力是关于政府质量优劣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传统的政府能力研究的不足在于：仅仅关注发展行政能力而忽略了行政发展能力,亦即都是基于政府与其外部环境系统的关系,或者说侧重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外在关系;而忽视了政府系统自身运作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在发展行政能力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和重视对行政发展的研究。全景地讲,政府能力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既定的宪政体制安排中,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及实现自我优化更新的能力,包括发展行政能力和行政发展能力。     

从外源到内源：发展中国家行政改革思路的演变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改革,这一改革多为移植外国行政模式。实践证明,不考虑本国具体环境和条件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改革开始了由外源式向内源式的转变。     

从管理到服务：档案行政管理的价值旨归

根据我国《档案法》对档案的定义以及对档案行政管理目标的划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档案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传统意义上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档案的管理主要集中于收集、整理等技术领域,对档案的开发利用并服务社会的价值目标却重视不够。因此,积极开发利用档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是新时期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不可缺失的价值旨归。     

公共供求场域中的行政法制：本质规律、实践悖论及其化解路径——“法治中国”构建的公共管理学视角

基于公共供求的场域性要求,行政法制具有价值性、资源性与规则性三重属性,其本质在于有效解决让政府＂放手＂做事与＂束手＂做事之间的平衡和规范问题,促进行政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行政法制的横向运作以及纵向演进规律看,坐实这一本质至关重要。然而,在压缩式与追赶型后发现代化语境中,行政法制失衡频仍,且具有内在惯性与外在粘性的复合特征。这是由实践中主客同体所设定的政府权威困境所引发的治理＂痉挛＂即行政法制的双重悖论所致。调处国家立场与行政自主性时,面临着集执行法律者与行政立法者于一身的角色张力与效能悖论;平衡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利关系时,则遭遇集执行法律者与行政司法者于一身的角色冲突与利益悖论。要化解此番悖论、构建法治中国,就必须根植性地促进依法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深度转变,更新治理观念、夯实物质基础、塑造社会支撑结构、革新制度机制以及优化绩效评价,以实现协同化的公共治理。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十分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嬗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从经济主导型到社会主导型：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优化取向

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在不少方面影响并制约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针对现阶段城市转型期的特点 ,城市管理方式应从“经济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转变 ,积极推进城市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理顺城市管理机构 ,创建城市建设投入新体制。     

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

集体主义时期,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由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国家对于妇女的家内劳动并非完全"看不见",而是努力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化,以确立家务劳动及其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工、农妇、职工家属/家属工三个妇女群体与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于她们家内劳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她们的政治地位。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当代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专题讨论）：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从"大众"到"精英"——论我国犯罪论体系话语模式的转型

近年来刑法学界关于犯罪论体系变革大讨论的背后,是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对立.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考虑,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不同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结构相对简单,学术含量较低,体现了一种大众话语的立场.但是随着法治社会的建立,法律专业化的趋势要求司法队伍精英化,学术界必须能够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工具,因此,犯罪论体系必将面临大众话语模式向精英话语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