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的当代人文使命

诗是＂人＂的生存需要,＂人＂以张扬诗性创造精神为前行的动力,中国古代诗歌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今人文建设不可缺少的丰厚资源。因此,应善于解读其意境灵魂,重视其＂寓教于乐＂的美育功能,并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使之圆满,完成其人文使命。     

孔子说诗理论体系研究

孔子是对《诗》进行有意识批评的第一人。孔子有关诗的理论不是杂乱无章的,是以＂诗言志＂为纲领构成一定体系的：以＂达政＂为思想立场,以＂诗可以兴＂为思维方式,以＂思无邪＂为观念要求,以＂诗言志＂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这一理论体系,孔子对《诗》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对中国文化和文化话语模式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神”之论与钟嵘《诗品》

钟嵘和杜甫都重视诗之＂法＂与＂神＂。二人诗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但比之于《诗品》，杜甫的＂法＂、＂神＂之论则有着巨大的超越。杜甫诗论更多地体现出海涵宇宙的深广思想和对各种体式的欣赏与宽容。在诗之神化境界的创造观上，杜甫诗论也同样体现出与钟嵘的《诗品》的关联。飞动是杜甫所谓神化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杜甫对钟嵘主张清虚自然，富于生气的诗学思想的承接与张扬。     

《诗》非诗：论毛诗的讽寓解释

回归历史语境,先秦两汉《诗》学史中普遍的＂《诗》非诗＂,成为毛诗＂《诗》作经读＂的前理解;而毛诗又在＂《诗》非诗＂的悬置中生发出中国讽寓解释。比兴作为中国讽寓解释的重构模式,以言-象-意的层层深入实现《诗》的伦理教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为讽寓重构中的类型化方法指出人间性的形上路向。毛诗以史事追索、谱系认同、风雅正变三种方式塑造出＂文的英雄主义＂,实现历史启示;历史信化则在由史鉴到《诗》谏、继而《诗》范、《诗》教的价值丰富中充当媒介。     

沈德潜选诗：选本的定位及其价值生成

沈德潜对《唐诗别裁集》等选本有明确的定位：确定经典作品、作家,为＂初学者＂、＂学诗者＂提供最佳的范本。从这种定位出发,沈德潜一方面坚持中国主流的诗学传统,确立了＂温柔敦厚＂的选诗标准,强调诗具有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在选诗实践中,沈德潜又对＂温柔敦厚＂进行改造,使之由伦理原则转换为选诗原则,为此,沈德潜有意弱化＂温柔敦厚＂包含的政治、道德内涵,他反对将文学与政治、＂诗教＂与＂政教＂混为一谈,也反对以＂人品＂代替＂诗品＂。沈德潜编定的系列诗歌选本强调诗的社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总结并完善了中国传统主流诗学,对后世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灵派女诗人“袁家三妹”

＂袁家三妹＂袁棠、袁杼、袁机是袁氏家族女性诗人的代表人物，亦是性灵派中女性待人的佼佼者。＂袁家三妹＂的诗作皆抒写真情实感，但又独具艺术个性。＂袁家三妹＂以性灵诗的清新诗风，冲击了诗坛格调传的拟古形式主义以及肌理诗的以学问考据为诗的习气，为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之正途作出贡献，在性灵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屈原“发愤”说的深层动机

中国古代＂士＂的个体价值之觉醒,以执着地追求＂人知＂为标志,渴望自身的价值被别人注目、理解、接纳,由此形成＂士＂的一种传统。人生价值无非是为＂知＂而活,为＂知＂而死。诗文的发愤而作,其根源不是别的,就是来自个体价值不被人知而导致的内心痛苦乃至心灵创伤。而发言为诗、著书为文,都是为了疏泄内心痛苦,疗救心灵创伤。     

袁枚诗歌真情论

清初诗坛,袁枚提出＂性灵说＂主张,其内涵之一就是倡导真情,具体表现为：＂提笔先须问性情＂、＂诗写性情,唯吾所适＂、＂‘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袁枚重＂情＂,目的是冲破儒家传统诗教的藩篱,以灵心妙口直接表现普通人的真情真性;袁枚诗歌真情论对清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洛夫与李白

＂诗仙＂李白与＂诗魔＂洛夫虽然时空远隔,但诗成为两人联结的精神纽带。洛夫不少诗引用、化用了李白的诗歌名句,更有《李白传奇》等诗在精神上与李白进行对话。在创作手法上,李白追求的浪漫主义与洛夫修正的超现实主义也有相通之处。在诗歌风格上,李白以＂瑰奇＂著称,洛夫则以＂惊奇＂出众。     

元好问《中州集》的文学史意义

元好问《中州集》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与其所＂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两部分组成,这是造成《中州集》前后体例不一的关键性原因。《中州集》不仅是集金代诗人诗作之大成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具有明显的编年性质,为后人研究金代诗歌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中州集》每人一篇的作者小传,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料学价值：一是众多小传中的传主事迹可补《金史》之阙;二是小传载录了数以十计诗人的各类书目,而成为了《金代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小传中以例举或评曰的形式,收录了＂正集＂之外的82人的207首＂集外诗＂。《中州集》＂诗传合一＂的编辑体例,＂以诗传史＂的编辑思想,＂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对后世诗选家影响深远。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采药诗和作为诗歌意象的“采药”

古诗中与药物有关的作品,以题材论,有采药诗、种药诗、咏药诗、药名诗等类型,其中采药诗的起源最早,唐宋以来＂采药＂又成为诗歌的常见意象,采药人也成为隐逸的代名词,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本文拟就采药诗的源流,以及＂采药＂作为诗歌意象的演化过程及其意蕴略作粗浅的探讨。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以人格结构理论管窥弗罗斯特《补墙》中的“心理之墙”

运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来阐释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诗《补墙》,分析诗中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之墙＂,以揭示此诗创作的成因以及对当今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人格的借鉴意义。     

谁解其中味：味象论视角下的王船山诗歌英译——以《重登双髻峰》为例

国内对于王船山诗歌的英译研究极度匮乏,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作为湖湘历史文化名人王船山的诗歌翻译研究亟待译界重视。文章以＂味象论＂为视角,析评并试译了其诗作《重登双髻峰》,探讨并指出＂诗味＂传递的四种途径,即：心理移情以现＂情味＂、意象投射以现＂画味＂、人称择选以现＂意味＂、韵律保留以现＂韵味＂。     

“文字为意”与唐宋诗文的理论反思

裴度对李翱＂文字为意＂的评价,是对中唐古文运动有意追求文字的高、下、详、略创作倾向的批评。韩门子弟的古文创作,在柳宗元、裴度、刘禹锡、杜牧等人的理论纠正和补充中,在宋初散文中逐渐消歇。但＂文字立意＂却成为宋人以才学为诗、文字为诗的榜样,宋元的去意论,正是对＂文字为意＂的反拨。     

试探叶燮的审美创作主客体理论

叶燮的《原诗》是我国诗学理论著作中，少数几部具有较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之一。本文探究了其中最精彩部分之一──有关审美创作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叶燮确认审美创作主体（人文）是由有特殊规定的才识胆力四要素构成的智能实体，审美创作客体（天文）则是为有特殊规定的理事情三位一体的结构，并认为＂作者之文章＂乃是＂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的产物。叶燮这一奠基于气一元论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深刻理论，从中国诗学史上看，是贡献空前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