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姓源流考辨

中华姓氏特别是汉族姓氏的研究,是探索民族和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领域。当前涉及鲍姓的研究寥寥无几。其中《史记》关于鲍姓记载有误之处,有些前人虽已更正,但有关齐国鲍姓灭族事件却无人更正。本文拟就鲍姓的起源、迁徙流布及齐国鲍姓命运等问题略陈管见,就教于同仁。     

戴良别集版本源流考辨

戴良别集一名《九灵山房集》,一名《九灵山房遗稿》。《九灵山房集》今存单行本有明正统十年刻本、清乾隆三十七年重刻本等,丛刊本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金华丛书》本等。《九灵山房遗稿》单行本有清同治十二年重刻本,丛刊本有《金华丛书》本等。戴良别集诸多版本其实一个来源,即明正统十年原刻本,其余各本皆由此出。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主要提出者是刘大櫆,它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理论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

本文详细地阐明了两汉易学形成的原因、学派及其特征。指出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的扶植和功利所使是两汉象数易学产生的外因,易学发展的需求是其内因。从其渊源言之,两汉易学传自田何,田何传自孔子。经田何几传,汉初形成了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加上民间费、高两家,共六家,其中孟、京两家易学是其主流。东汉易学师承西汉,以费氏易为主。两汉易学有四大特点,即笃守师说;崇尚象数,资取科学,杂糅神学,这四点与其它时期的易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学术上利弊也极为明显。     

两汉“都吏”“督邮”考

两汉时期,都吏与督邮都是郡守的属吏,二者在存在形式和实际职能上都极其相似。二者关系并不是传统说法中的督邮即都吏,而是两个不同的职官。都吏并不是一泛称,而是一职官名,它与督邮在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这段时期里作为郡守的属吏曾是并存的,但进入东汉以后,逐渐被督邮所取代。     

杨慎古音学源流考辨

吴棫《韵补》大体上是为"古音"而作,不过没有形成明确的"古音"概念。《韵补》综合运用押韵、谐声、异文、古读等方法考订古音,这也是他的开创,并被后来的古音学家所继承。杨慎古韵学出自吴棫,他的功绩在于,明确提出了"古音"概念,注意到了古今音变的复杂性,改进了考订古音的方法。陈第古音学在杨慎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大的突破:完全抛弃了"叶音说",注重阐明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采用穷举法等。至此,明代学术,在古音学方面,完成了同清代朴学的对接。     

“光明磊落”源流考辨——兼谈《汉语大词典》“光明磊落”条

“光明磊落”是日常生活中一条经常使用的成语,通常用于形容某个人“襟怀坦白,正大光明”。一些大型语文辞书,特别是成语大辞典,均收录了这条成语,并附有相关例证,有的还列出了它的其他一些形式。即便如此,这些辞书仍未能在成语源头问题上达成共识,且对于这条成语的流变过程也较为模糊不清。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成语的源流作一考证,以厘清其演变发展的脉络,并查找出尽可能早的源头,为辞书编纂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易学中的“象数”涵义源流探析及其关系考辨

＂象数＂是易学中的两大构成要素之一。笔者考证了＂象数＂涵义的源流演变过程,归纳指出＂象数＂主要有两层涵义：＂符号象数＂和＂事物象数＂。分析了＂象＂与＂数＂之间的关系,考辨了两宋易学基于对哲学本体论意义的探讨,致使＂象数＂分化成＂象本论＂与＂数本论＂的内涵,认为＂象＂＂数＂本为一体,显微无间。     

易学中的“象数”涵义源流探析及其关系考辨

象数是易学中的两大构成要素之一。笔者考证了象数涵义的源流演变过程,归纳指出象数主要有两层涵义:符号象数和事物象数。分析了象与数之间的关系,考辨了两宋易学基于对哲学本体论意义的探讨,致使象数分化成象本论与数本论的内涵,认为象数本为一体,显微无间。     

“射礼”源流考

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射”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后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礼”是一种融合了生产活动、审美意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奇特文化现象。     

汉官宗正寺的组织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汉朝中央政府行政部门宗正寺的组织学分析 ,指出汉九寺行政体系各部门职能交叉 ,存在着组织目标不明确 ,不按行政实务设官的问题。宗正寺职掌皇室亲属 ,是皇家私人事务 ,本不该列为国家行政机关 ,其家国不分、宫府不分的特征 ,反映了两汉政府家产制官僚体制的性质 ,九寺行政系统存在组织缺陷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明代前期词学观探析

明代前期,由于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人的词学观念呈现出与中后期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它上承宋元词论传统,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赋予词体厚重的诗教色彩;另一方面,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对明代前期词学观念进行深入的探析,可以促进对明代中后期词学理论的研究,进而理清明代词学的发展走向.     

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

道教的诞生,与汉代方士信仰有着直接联系。在汉代,方士是最活跃的宗教信仰传播者,但是,关于其信仰的民间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晰的描述。从主流社会的排斥、传播的民间色彩看,方士信仰具有民间性质。因其民间性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信仰发生对抗的信仰;因有民间传播组织的存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实体。对抗性的存在,使方士信仰获得了宗教品质的升华,促进了新的宗教产生;同时,也为我们的辨析提供了理论意义,即汉代民间宗教发展的形态和道教产生的必然性,并因此可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方士大规模出现的秦汉之际就有了道教的雏形。     

贵州赫章可乐汉代土著墓葬试析

本文主要讨论了土著墓的时代和随葬品的文化内涵。我们认为原报告对可乐土著墓葬时代的判断不够准确,通过统计和比较分析得出其时代应在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前后至西汉晚期,少数墓可晚至东汉初期。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随葬品因素构成所反映的这时期土著文化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和汉文化之间不同内容和性质的文化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当地多元文化格局的内涵、特点、变迁及其原因。     

汉代田庄依附人口社会地位辨析

汉代田庄主以雇佣劳动或收取地租为手段控制的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等众多依附人口,除奴婢外,他们不仅在法律上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且在社会现实中,其绝大多数也处在国家掌控之中,承担国家的义务.即使是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非正常社会状态下,田庄中的依附人口即便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在地方割据政权的控制之下.否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都将无法正常运转.     

“天秩”观念与汉儒治道

汉儒“天秩”观念作为与世界图式同等层次的观念符号,其所具有的种种内涵与特性,是汉儒们对于如何实现理想的社会、道德秩序的天道依据和价值原则,对汉儒的治道理论与实践具有支撑意义;分析了“天秩”观念的整体连续性、整体和谐性和个体嵌入性特征及其可能的治道功能。     

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 ,齐鲁之地就是公认的文化中心 ,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 ,齐鲁仍长期保持着礼仪之乡、文化之都的特殊地位。齐鲁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维系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齐鲁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政治地理形势的重要 ,使其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汉代的经学也是由齐鲁之学发展而成的。齐鲁文化不依赖政治权威 ,而凭借学术积淀和人才等文化因素形成并维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     

汉代的北斗信仰考

北斗崇拜是两汉时期人们信仰世界的一大内容,不管是文献资料还是出土文物都能清楚地说明这一事实。问题在于为什么崇信北斗,通过梳理材料,大体可知汉代北斗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观念主要有两点,一是北斗为“帝车”,是上天之主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地上人君的象征;二是北斗为司命帝君,人死后归于北斗门下,其司职类似于后世的地狱阎罗。其中,北斗司命帝君的身份较少被人论及,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对道教北斗本命神信仰影响最大的。同时,搞清楚这一点,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对身后世界的想象。      

汉代关税问题再探讨

在汉代的关税问题上 ,学术界观点纷呈 ,据有关资料 ,对汉代关税征收时间、税率等问题进行较为详尽的考订 ,认为汉关税的正式征收应始于高祖 ,文帝时一度中断 ,景帝时恢复。汉代关税苛重 ,不统一、不规范是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