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李与关学精神

学术界对“关学”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北宋时期陕西关中地区以张载为核心的关学学派;一是指北宋以降至清代的关中理学。前者为狭义关学,后者为广义关学。一般多使用广义关学概念,下限至晚清刘古愚时代。指出明清之际关中以“三李之道为最尊”,坚持“经世致用”学风,回归孔孟儒学正宗,使关学走上实学化道路,体现了“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关学精神。今天研究“关中三李”对开发西部,制定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李与关学

广义地讲,关学是指关中自张载以来的儒学,以注重实践为根本特征。李的“明体适用”说拓宽了关学实践的领域。他不但没有终结关学,而且把关学发展到了一个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新阶段,形成了一种与顾炎武为代表的汉学考据派、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迥然不同的地方的学术派别。李决定了其后的关中学术发展方向。近代刘古愚以新学的形态终结了关学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试论郭嵩焘归隐与湖湘文化“经济之学”

郭嵩焘归隐观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入世."经济之学"即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无疑深受其熏染,即使在归隐期内,也不忘解决现实问题,为国为民分忧解难.他批判封建教育,主张经世实学.郭嵩焘二十余年隐居期间,执掌城南书院、创办思贤讲舍、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郭氏从事的具有新式大学雏形的学校教育活动,实实在在地走着教育救国的经世道路.     

刘古愚经济思想述论

本文概要介绍陕西著名维新运动领袖刘古愚的经济思想。刘古愚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对传统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从仁义与食货、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等方面全面纠正了儒家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经济思想。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刘古愚应有一席之地。     

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

王闿运是近代湖湘礼学大师。他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礼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近代士人学术风尚的转移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衰亡主要是由于它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是近代士人学术风尚的变化则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科举制度衰亡的必然性。经世之学的崛起与经古之学的复兴,挤迫了八股之学的生存空间;而西方新学的涌入,剥夺了八股之学的话语霸权,而八股之学又以科举制度为“安身立命”之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根基,也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衰亡。     

论"教育救国"思想的积极意义

教育救国思想发端于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尽管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单纯依靠发展教育来救国是抓错了根本，不可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但是教育救国思想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教育救国论者的教育实践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他们所焕发和激起的爱国热情仍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其对教育功能的肯定乃至夸大对今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高瞻远瞩 勇于开拓--走向世界的一代杰出教育家容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在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换的转型期 ,容闳投身于救国图强运动中 ,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教育 ,有着超越时代的独到见解和实践活动 ,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早期阐发者和绵延至今的中国留学运动的缔造者     

张骥《关学宗传》的学术史意义

张骥《关学宗传》收录了自宋代张载以迄清末刘古愚等在内的240余位关学学人的传记史料,较之先前的《关学编》、《关学续编》增录170余人,成为迄今收录关学学人最多的关学史文献著述。全书不仅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严谨的编纂体例,而且借鉴先前学案体例以“文录”形式展现了关学学人的核心学说,从而清晰地再现了关学的发展脉络和学脉传承,这对于全面系统了解关学思想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晚清经世实学研究的厚重之作--读冯天瑜、黄长义新著《晚清经世实学》

经世观念是中国文化中尤为重要的一种精神特质,也是作用于中国古代士人心理的一种正向价值取向。在当代的史学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很重视对经世实学的研究,由此来更好地认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内涵。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和黄长义博士所著《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晚清经世实学研究的厚重之作。实际上,“晚清经世实学”的研究也是一个切关近代文化转型宏旨的重大课题,在冯先生的学术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980年以来,冯先生就对晚清时期的经世实学从宏观和微观(个案)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从“师夷长技”到提倡“格致之学”——论近代前期的科学思潮

近代中国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历程是不断深化的.最初是经世派提出"师夷长技"口号;接着洋务派继承这一口号,并掀起一个引进西方技术的实际运动;稍后,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背后是发达的格致之学,从而将国人的科技观由感性器物层面发展到"理"与"学"的理论层面.但在整个近代前期,中国人都是在"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框架内提倡学习西方科技的.这表明人们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近代科学及科学文化的性质,近代科学思潮尚处于萌发和初级阶段.     

陕西地域儒学研究的求实创新探索--以张载关学研究为中心

在陕西历史上,有两大思想文化资源对于儒学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西周周公建构的早期儒家礼乐思想;二是北宋张载创建的近世新儒学思想亦即关学思想。从陕西省学术界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虽然对西周儒学也做过不少很有成效的研究,但毕竟是以张载关学研究为重点的,在张载关学研究领域做了多方面的求实创新探索：一是完成了《正蒙合校集释》并正在编纂“张载文献集成”;二是在对关学文献进行零散整理之后进而开始编纂《关学文库》;三是对关学思想史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论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那里加以系统化,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理论,它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乃至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对之进行简要析评。一“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在霍克海默那里...     

“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王船山——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

船山在湘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突出表现是使在元、明两代沉寂了数百年的湖湘学得以继承、发扬和复盛 ,并一直影响到近代湘学 ,因此说 ,船山是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这具体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论证 :一是船山继承和传递了湘学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内圣外王并重的精神特质和学风 ;二是船山在湘学发展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是船山将湘学中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发挥到极致     

浅议陕西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我以为,陕西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这样三个方面:其一,质直实稳的“关中”性格.以“关中”一词来界定和确立陕西人的性格,是因为关中地区是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绝对量大,基本代表着陕西文化.由于陕西位于以亚商品经济文化向畜牧文化过渡的交叉地带,自宋以后形成了小农经济与封建宗法统治的封闭王国;又由于“关学”思想的长期延续和影响,因而在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