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咏月诗中“月”意象的考察--以《唐诗三百首》与《小仓百人一首》的咏月诗歌为中心

“月”自古以来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含义和意象,如“风花雪月”、“花好月圆”、“闭月羞花”等。在中日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歌,其中以唐诗集《唐诗三百首》与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中的咏月诗歌为代表。“月”意象在两诗歌集中,既有哀怨的悲情之美和幽怨的相思之苦的共同点,又有唐诗中独特的哲学意味和高标人格的再现,对比分析唐诗与和歌中的咏月歌,分析中日文学中对“月”的审美意识的不同,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日本古典诗集《小仓百人一首》的意韵美

“意韵美”主要指不显现在和歌表面的需要整体把握的那种朦胧、悠远的韵味。“意韵美”是和歌的灵魂，是读懂和歌的关键所在。日本古典和歌在“意韵美”的表现特色上，主要有通过对唐诗的吸收与借鉴所形成的硬朗的汉诗风格和来源于日本传统审美的“直白描述”及飘散着“一抹哀伤”的忧郁情愫等一些特点，和歌的“意韵美”与日本的特质文化息息相关。     

论唐诗中的审美错觉描写

审美错觉是人把客观事物作为一种审美对象 ,在深刻体验后所产生的误差性意象变化。唐诗中的审美错觉描写能够细致地反映人物特殊复杂的心理世界 ,传神地刻画客观事物的不同形态 ,真切地再现斑驳陆离的审美意境     

中日古典诗歌中“蝉”意象的异同

蝉作为日本和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其所蕴含的情感基调是哀伤的,被视为秋天到来的象征,被赋予了思乡与爱恋的情感。其在日本和歌中所具有的意象也都被中国古典诗歌所包括。但是蝉在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又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日本和歌中。与爱情相关的蝉意象占到了多数,而在中国方面占多数的则是将其赋予人格化的道德品质。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文学的“诗言志”和日本文学重恋情的特征。     

“世”与“山里”的对峙——论西行法师和歌的两大主题

西行是日本中世著名的隐遁歌人。他在长迭五十年的隐遁生活中创作了2000余首和歌。这些和歌或吟咏大自然的美丽，或描写隐遁生活的艰辛，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他的和歌清新自然，一唱三叹，洋溢着“闲寂流”的美。在西行的和歌里，“世”与“山里”两词出现频率最高。“世”代表着体制内的俗世，“山里”代表着远离俗世的隐遁生活。在西行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是对立的。这是研究西行必须探讨的问题。     

唐诗中的蚕桑题材及其审美意义

植桑养蚕是我国古代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唐诗中存在着大量的蚕桑题材,它们集中在描写农村生活、讽喻世情人生、表达闺情春思、记录蚕桑技术及反映蚕桑神话、民俗等几个方面。蚕桑题材入诗使唐诗增添了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色彩。蚕桑意象的使用使唐诗呈现出含蓄蕴藉的审美特质;此外,蚕桑文化还是促进唐代田园诗风形成的重要因素。     

自居易诗与“烟”有关的意象词语之语言分析

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是汉语词汇史构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意象词语的研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唐诗是汉语古典诗歌的巅峰，以唐诗意象词语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白居易的诗歌以其创作成就高、作品数量多且保存完整，成为唐诗意象词语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选取白居易诗歌中与“烟”有关的意象，对这些词语进行语言分析；试图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挖掘或阐释这些意象词语背后的“隐含意义”，揭示其间融入的人文因素和文化积淀，从而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思路作出尝试。     

中日古典诗歌中的梅花意象比较

梅与霜雪之间的审美关系,是中国咏梅诗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描写视角和表现方式。在与雪的类比中,展示梅花不畏严寒,独标一格的精神风貌。而在日本古典和歌当中,“梅”是作为春天的季语而为广泛使用的。梅花代表的就是迎春。且“比德”与“审美”的双重标准,奠定了中日咏梅诗歌不同的发展道路。     

姚鼐“镕铸唐宋”新论

姚鼐论诗，反对唐宋诗之争，明确主张“镕铸唐宋”,吸取二者之长以补二者之短，形成新的风貌。故此，在学诗方法上，将宗唐诗风的模拟与宗宋诗风的新变融合；在表现内容上，将唐诗重性情与宋诗重学问融合；在美学趣味上，将唐诗的蕴藉与宋诗的高奇融合；在诗风取向上，将唐诗的宏阔与宋诗的幽深融合。姚鼐以宗宋诗风弥补宗唐诗风的空虚、平熟及肤薄，又以宗唐诗风挽救宗宋诗风的险怪、枯寂与浅直，由此而臻于“完美”。“镕铸唐宋”成为清代一种比较通行的诗学追求，昭示着清人力图构建本朝诗风的宏愿。     

论唐诗中的玫瑰——以《圣经》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唐诗中的玫瑰意象为考察对象 ,以《圣经》文学为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全面深入地搜索了描写玫瑰的唐诗 ,分析了唐诗中描写玫瑰的作品偏少的原因。为着对比 ,分别考察了中国先唐典籍。为着比较 ,剖析了西方典型作品并考察了相关典籍。研究工作还结合了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文历史实际。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唐君毅审美阐释的“融通之境”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的审美阐释活动，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旨趣，对中国诸种文艺现象的审美活动进行分析与剖解，最终目的是“合外内之道”，实现“内在而超越”。唐君毅运用历史和美学的观点，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品评中国古代绘画与诗歌艺术。在广阔的学术视域中，唐君毅精心剖析中国古典文艺的民族特性及其审美历程，把握中国审美文化的精髓，其审美阐释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唐代诗画论中“逸”的内涵考察

唐代以来,“逸”在当时的诗论和画论中引起了人们的充分重视。此时,或单用一“逸”字,或用俊逸、艳逸、高逸等合体范畴,或沿用逸方、逸势、逸笔、逸气等与逸相关的名词和概念。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唐人诗画论中的“逸”具有如下内涵：即不循常规,而以内心强大的激情为创作的驱动力;在创作中显示了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抗衡和对自我理想世界的高扬;作品的整体风格往往是在时代的主潮流之外,因而带有几分“另类”的色彩。     

唐诗中梧桐意象的情感意义

唐诗中梧桐意象的情感内涵十分丰富。在思乡怀远诗中,梧桐充满了浓郁的乡情;在怀友送别诗与酬唱诗中,梧桐洋溢着深厚的友情;在爱情诗与怨诗中,梧桐又蕴含着浓浓的爱情。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王维“诗中有画”的模式

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分析王维以“诗中有画”形成诗与画的相互交流模式问题。研究认为,王维山水诗有继承南朝与前盛唐传统的一面,更多的是诗与画交流后的创新;王维山水诗中“二维空间叠合”,借助了山水画空间表现的形式;除了山水画的平远外,深远也见于诗中,以及暗示空间的“外”,形成了简洁精约的模式;诗与画中动静、颜色与拟人化的表现,带有颇具个性的模式化的特征,具有经典性。     

杨时诗歌审美意蕴论析

杨时诗歌体裁多样,题材丰富,既有理学家的哲人之思,亦有文学诗人的一般情怀,这二者或表现为“诗冶与“思冶的较为完满的圆融性,亦表现为“道德相冶与“物象相冶的并峙两分,作为理学家诗人情怀发抒的作品则展示了理学诗人杨时多层次的心灵现实。杨时诗风主以中正平和、雅澹从容,亦不乏昂扬豪迈、雄肆苍健之风。     

“辋川别业”不是园林

从陈铁民先生的现场求证和研究结果来看，唐代《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许多景点都不在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的范围之内。国内园林史学界将《辋川图》和《辋川诗》中的景点作为一个整体来证明“辋川别业”是“别墅园林”或“郊野园林”的证据并不能成立。该文通过对《辋川图》中“辋川居所”与城市园林在“私权边界”、“主人身份”以及周边“自然山水的人工因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王维的辋川别业和《辋川图》中的辋川居所不但在空间结构上与城市园林有着明显不同，在逻辑关系上也不应被划在园林的范畴之内。     

文同枯木题材“诗意画”及诗意境界

“枯木”题材“诗意画”是北宋诗画交融之文人墨戏的重要类型,源于盛唐以来山水画中的寒林古木和松石小景,而新变于文同。他的“枯木”绘画一变唐法,描绘古木全景,以竹石点缀其间,奇古简重,意兴盎然,与其诗歌创作同一机杼,是其学养品德,志趣性情的诗意表现。文同的“枯木”绘画,下开苏轼枯木怪石,为诗画交融诗学思想和艺术实践拓开了新的意境空间,丰富并推动了北宋“诗意画”创作的发展,对元明以后枯木题绘画的创作影响也至为深远。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