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     

浅议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语言志”说

“诗言志”说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一些论述，本文着重从“诗言志”的原本意义，以至古代诗歌言“志”的方式，综合论述了“诗言志”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的客观依据。     

志情相融 别具意韵——中国古代讽刺诗初探之二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志”与“情”的争议是时起时伏,掀波旋流。或主“诗言志”,或日“诗缘情”,或谓志先情后,情以代志。“春秋战国到汉代末年,都崇尚诗言志之说,到了六朝一变而为‘缘情’。”宋元明以后则大兴所谓《诗经》主志,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三主”论是否符台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禅沿的实际,非本文重点所在。至少说中国古代讽刺诗的“志”与“情”是难分难解的,不能硬行给其套上“三主”。一“诗言志”是先秦文论给诗歌内涵下的最早定义,并见诸(《尚书·尧典》:“诗言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诗言志”说形成过程疏论

"诗言志"说的提出,是在先秦"实用理性"精神的笼罩下,对古代诗歌总集"三百篇"断章取义的运用和解说,与先秦"用诗"风气有密切的联系.从春秋赋诗的"诗以言志"说到儒家诗教的"诗言道"说,再到汉儒,尤其<毛诗序>对"诗言志"的重新诠释,"诗言志"说经历了由诗歌功能论到诗学本体论,再到诗歌创作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诗人的修养

诗人要想写出激动人心的诗篇,必须有很好的修养。 马克思说:“如果你愿意欣赏艺术,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愿意影响别人,你就必须是一个促使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诗人是创造艺术品的人,是用诗歌这种艺术品去促使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所以他必须是很有修养的人。“诗人的教养越是高,思想在他诗里的表现就越是明朗和完整,它和内心感情的结合也越是紧密。”诗人有很高的思想修养,他的见识才能超出同时代人的水平,他才能对每个问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而这     

朱自清古典诗学批评初探

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研究,是朱自清先生功底和见识的集中表现。他深入探讨研究古典诗学的基本途径．并且提出：“诗言志”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文人眼中的山水实乃一种境界;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诗评的传统标准;乐府精神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研究课题和颇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     

论中国诗学的实践性

"实践"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就是人通过做除欲去执的工夫让实践主体(如良知)在生命中动转甚至完全作主,其动转或完全作主后,人的生命呈现一种道德的修养境界,而这种境界不可用逻辑性的语言分析定义,只可用诗性的语言"托"出,这便是"诗言志".故"诗言志"中的"志"便应解为作者的人格修养境界,这样,诗便与作者的实践有了关联.同时,读者亦只有加强自家的人格修养,方可体悟到作者在诗中呈现的人格修养境界,这便是中国诗学诠释中的"以意逆志",如是,诗便与读者的实践有了关联.又因为这种人格修养境界并不是机窍沉浊的"密窟",而是吉祥止止的"虚室",故这种境界由是诗呈现出来,其风格必定是平淡简远的,这是中国诗歌的最高风格,而这种风格不能从审美趣味中"求"得,只能从人格修养中"修"来,这是中国诗学的实践性的究竟了义.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论《月泉吟社诗》及其在遗民诗史中的地位

《月泉吟社诗》为元初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遗民诗社——"月泉吟社"所创作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其作者大都为故宋遗民,由于处于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敢直言心声,只能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流露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他们借歌颂田园风光以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通过对忠臣义士的追慕和对现实的关注揭露,以表明自己不为元廷的官爵利禄所诱惑的孤介情操,表现自己隐逸抗节的志向,从而使文本内容具有深远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韵。     

李白诗中的月亮

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一生波折起伏,仕途从期望到绝望,从得意到"赐金还乡",直到最终的落魄,空有一身抱负却终究不能为国效力。于是,在他的笔下,月亮这个文学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便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代替诗人述说出许多情绪。李白借月抒情,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在伤感消极里,可以看出积极乐观的总体基调,看出我国古代百姓向往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     

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闲愁”之咏源远流长。诗人们对于时光流逝、青春难驻、人生不永的敏锐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淡淡哀愁，在古典诗歌中常常由于某种特定情景的触动而反复出现。到了宋代．由于文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二元悖反心态和多重文化人格，“词”这一适宜表现人生细腻感受和婉转情思的文体日渐兴盛，且与传统的诗文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而在宋词中，抒发伤春悲秋、惜时叹老等“闲愁”意绪的作品大量出现，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莆线。     

论宁调元的情诗

宁调元既提倡诗言志,也主张诗言情。宁调元的情诗涉及爱情、亲情、友情,具有突出时代主题、多用词的体裁、艺术手法多样等特色,其品位高尚、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是我国近代诗词中的珍品。     

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述论

李白部分诗歌一直有真伪之争,辨伪工作是李白诗歌研究史和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有关李白诗歌的辨伪曾形成过一股风气。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编集不是很完善,存在大量佚诗,在宋敏求、曾巩的整理本之外,书法、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记载的李白诗歌真伪杂陈,因而引起学者、诗人、诗话家的关注与辨别。宋人在辨别李白诗歌真伪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溯源、书法鉴定、辨别语言、体悟风格以及直觉判断等方法,这些辨伪方法是宋人诗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体现。诗歌辨伪的结论并不强求统一,相反,辨别争论的过程才是李白接受史的精彩片段。     

民间叙事长诗的艺术特征及民间抒情长诗的分类

民间长诗分民间叙事长诗和民间抒情长诗。我国民间叙事长诗具有歌颂反抗斗争,描写爱情、悲剧;叙述曲折、抒发浓烈;塑人物形象,采用诗歌表现方法等艺术特征。一部分民间抒情长诗主要抒发世俗生活中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情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民间婚丧、生产习俗、宗教活动中的情感抒发,是民间礼仪活动的组成部分。     

古诗英译意境传达问题的探讨

古诗英译究竟应达到何种境界,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这是古诗英译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唐李白《静夜思》一诗四种英译本的比较分析,提出并探讨古诗英译的意境传达问题。作者认为意境的传达应该是古诗英译的首要标准。     

从近代叙事诗看诗人的情怀和社会状况

叙事诗在近代发展繁盛,诗人辈出,这与社会的剧变和诗人的切身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们用具有现场感的诗歌表达最质朴的思想,反映最真切的近代社会景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晚清社会图景。     

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钟嵘的《诗品》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和精彩的批评实践,在我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宋诗坛的五言诗具有富丽精工的总体风格。钟嵘在《诗品》中从诗歌抒情特征这一本质出发,对刘宋诗人的五言诗创作进行品评。通过对钟嵘评述和刘宋五言诗总体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从中窥见钟嵘的诗学思想。     

浅析古典诗歌色彩美学的三个层次

色彩介入诗歌,使诗歌融合绘画艺术的技法和审美特征,能丰富诗歌的表现力。在古典诗歌的审美视野里,色彩美有着重要的地位。纷繁的色彩能表现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再现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形与色的和谐统一能展示别样的民族审美心理。通过对古典诗歌中色彩现象的分析,将古典诗歌色彩从视觉认知、情感联想、象征意义三个层面上来解读,可以从多个层面认识我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