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魏六朝士人的感伤情怀

感伤这种人类低沉的生命情绪,在汉魏六朝的士人之中普遍存在,并可依其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西汉到东汉末,特点是感伤情绪尚未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可称为感伤情怀的前奏期;第二个时期是从东汉末到魏晋,特点是由于社会的动荡黑暗和人的觉醒,感伤情绪已经弥漫到了整个社会之中,可称为感伤情怀的滥觞期;第三个时期是南朝时期,本期特点是士人从佛教中找到了解决生命痛苦的途径,感伤情怀已走向消释。     

《诗品》与当时的品藻环境

<诗品>的出现受到其时艺术环境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地反映在体式、评论格式、评论技巧与一些评论用语.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诗品>的出现也是时代风尚的一面镜子.     

六朝士人的处世哲学与理想追求

玄学作为儒、佛、道等多家思想交融糅合后产生的新哲学思潮,其内部诸因素并未达到实质性的融合,特别是强调伦理本位的儒家与提倡人格自由的道家,无论是在现实的处世态度还是理想境界的理论构建上都存在着差异。正统玄学理论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中的矛盾,从而使六朝名士于内外两难中产生了双重人格,其处世哲学与理想追求也呈现异化的倾向。然而,六朝后期的士族文人逐步将玄学两大理论家王弼与郭象所构建的超越的精神境界现实化、世俗化,它体现在名士的认知方式、典型的文化行为中,更体现在六朝后期人们对理想世界追求日趋平淡冲和的色彩中。     

品藻：李德懋诗评品格的体现

李德懋作为一位饱学中国诗学理论的朝鲜文学家,他在品评朝鲜与中国的诗人诗作时,善于运用品藻的批评方法去评点与比较中、朝、日等国诗作在风格类型、体制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品评优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意新语工之品(诗歌修辞批评),其二是辨味之品(诗歌风格批评),其三是格调家数之品(诗歌比较批评)。     

传神写照——论盛唐寄赠酬答诗中的士人形象

盛唐寄赠类诗歌中出现以士为主的人物形象,最直接地展示了盛唐人的精神面貌,是对我国古典诗歌表现范围的一次新的拓展.这一现象,与武则天统治以来,人们男女平等意识增强及玄宗时期对才士礼遇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浅析孙悟空形象意涵与明代士人精神

在中国古代文学吏上,<西游记>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它被喻为古代浪漫主义神魔小说的最高峰.孙悟空形象的完美塑造,不仅反映作者惊人的文学和美学想象力,也体现了明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本文通过孙悟空形象内涵的分析,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试图构建该形象与士人精神气蕴之间相互作用、相关联系的理论内容.     

解析宋代词坛的好“仙”风气与相关品藻

宋代词坛的好"仙"风气颇为突出,从庄子<逍遥游>中"神人"到<世说新语>中"神仙中人"再到宋代词坛"诸仙",他们的共同意向都在于建立一种以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文人的理想人格.     

《左传》女性形象的士人气质

《左传》中的女性形象向来备受关注,就其形象研究著文甚多:或把她们分成妇女的若干类型;或探讨她们的历史命运;或分析她们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才能、智慧等等。但这些研究大多倾向于以性别视角为出发点,在潜在的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视域之内,以女性特征为大前提,研究她们在共性中的特性。本文试从这些女性形象所生成的历史环境出发,探讨她们作为一个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人在士阶层兴起并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所受到的士风潮流的影响,重温她们在深闺宫墙之内感受到的士人气质的巨大冲击。     

自然山水与魏晋士人的飘逸美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与自然山水之美相得益彰。魏晋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无以寄托自己的深情,遂将之转化为“物情”,“通物情”为他们的深情找到了一个寄托园地——自然山水。士人们畅游自然山水,就有精神回乡的感觉,也使他们展示出飘逸的人格美。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宋元南戏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反映士人的婚恋为主。由于宋代科举所形成的崇尚士子的婚姻观念的普遍化,宋南戏多揭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的故事,而表现出较多的批判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地位的失落,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也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多写书生在科场得意后仍然忠于爱情,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操守。二是展示科举士人对“婚”与“仕”的深入的道德反思与灵魂拷问。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的发展经由了一个从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的深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与特定的时代相关,尤其与科举士人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     

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

有晋一朝,从阮籍到陶潜,士人饮酒蔚为风气。随着时代的推移,士人饮酒的实质亦有所改变。简言之,魏晋之交,士人饮酒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期,士人饮酒以求名;东晋中后期,士人饮酒以达生。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雅化:西晋诗风的根本成因及其历史功绩

西晋诗风的雅化以四言雅诗的兴盛并引导创作潮流为核心特征.这一现象发生的核心原因在于西晋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化文化政策,以彻底颠覆曹魏政权的文化话语权力及影响.雅化现象在造成西晋繁缛诗风的同时,也深入推进了诗歌在社会文化领域文人化、普遍化的历程,文学在汉末魏晋之际走向自觉,于西晋阶段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西晋文学的雅化.传统研究通常直观地认为雅化阻碍了当时的文学发展,这一认识是有违史实的.     

论金代契丹人反金斗争及其特点

金代契丹人在生存受到威胁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发动反抗斗争,其规模大小不一,影响程度不同,但是作为亡国民族的契丹人,其反金斗争往往具有民族性的特点。     

西晋十六国时期氐人的迁徙与分布

氐人原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氐人的迁徙最早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期,此后持续不断,其迁徙地多为内地汉人居住地,故其汉化程度较其他民族高。至西晋十六国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动荡纷乱的形势,氐人因各种原因而迁徙更加频繁,致使其最终融入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中。     

清秀神俊韵逸洒脱——玄学对魏晋工艺美术风格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作为主要思潮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史学、工艺美术设计等领域。在存世数量不多的出土工艺品、实用物品和砖印壁画中,魏晋特有的莲花纹和忍冬纹这两种我国装饰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成熟的植物纹装饰及细腰、身材修长的人物造型,体现出玄士风范的美学特征和清秀神俊、韵逸洒脱的工艺美术风格。     

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它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这种考试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北宋柳、苏词的雅俗对峙

雅与俗是一个分合消长的流变过程.词体文学从中、晚唐发展到北宋蔚为大观,至柳永与苏轼,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趋向--雅与俗的对峙.这种对峙,有着各自不同的源流传承,浸染着宋代文人雅俗两极的文化个性,在词坛审美取向变革的背景作用下,显得尤为鲜明突出.它不仅完成了与东坡言志耆卿言情的构体开派,而且成为北宋词雅俗嬗变的关捩.     

略论魏晋风度对《红楼梦》的影响

狂放傲世、饮酒避世是魏晋风度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明显受到它们的影响,这在曹雪芹身上及《红楼梦》书中都有清楚的反映。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