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与集体经济分离:趋势、困境与对策

当前,村庄治理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高度重叠,这种体制导致农村利益形态极其复杂,造成农村治理风险增加。从农村发展趋势看,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分离势在必行,这将对政府的管理方式、村民自治、社区建设以及社会融合等产生深远影响。     

政党政府的结构与功能

政党和政府是社会产生的两种政治组织,政党经过利益集团间接来自社会,政府则经过国家间接来自于社会。政党的功能在政府体制内形成了政府的职能,政府由于功能的变化和对政党的结构性吸收并最终形成政党政府。政党政府的内在合作性质决定了政党政府的职能与单一政党和政府的功能有着本质差异,具体表现在政策制订、利益表达、社会动员、精英遴选等四个方面。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的变迁及绩效分析

将我国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客观分析这三个阶段制度的基本情况,分别从经济发展绩效、社会分配绩效、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绩效、农民政治参与和农村社会稳定绩效等四个维度综合分析这三个阶段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的绩效,深刻把握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绩效的四个路径依赖,为我国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依据.     

刍议农村人本政治的缺失——基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农村农民问题,长期都是困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表明我国农村利益冲突严峻,其根源在于基层政治体制存在缺陷,保障农民利益的机制缺位。在传统利益格局已经打破的乡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基层政府失政于民、执行人本政治的主体缺失,非政府组织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路径缺失,农民主体性参与政治的意识缺失。为此,基层政府必须加强基层工作机制建设、农民利益诉求机制建设以及提升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教育机制建设,促使农村以人为本政治环境的形成。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类型分析

本文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类型的系统梳理,将其区分为消极抵制型政治参与、动员卷入型政治参与、权利主张型政治参与三种主要类型,并深刻揭示其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和行为特征。最后,提出只有彻底改革我国的二元体制,才能最终完善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     

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

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一是直接到农村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以抗战初期最有声势和最为集中;一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改革以激励农民奋起,这在1939年后尤其成为文化知识界关注农村、动员农民的主要形式。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意义,他们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增进了对现实和政党的认识,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等多重作用。农村动员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中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策议程创建的基本类型：内涵、过程与效度的一般分析

根据政策问题提出者的角色、作用以及影响力的不同,政策议程创建活动可以分为内创型、动员型、相融型和外创型四种基本类型。内创型政策议程是一种由政治权威人物主动地体察和认定社会问题,在不经过与体制外行为者互动的情况下直接将特定社会问题纳入决策程序的议程创建活动;动员型政策议程是决策主体借助正式机构的各种资源,在对体制外行为主体进行动员、教育和引导的基础上推动某一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的议程创建形式;相融型政策议程是一种由体制内、外的政策共同体及其代理人沿着＂内倡＂与＂外推＂两个方向,在有效互动基础上共同推动的议程创建活动;外创型政策议程则是体制外行为主体运用各种力量向决策主体施压,进而推动某一社会问题进入决策议程的创建类型。通过对四种类型政策议程的内涵、过程与效度的比较分析,有助于优化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过程,提高政府决策品质。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和影响政府决策,而且有扩大的趋向.它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本文将对其原因进行探析,希望为决策者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政府动员是公共治理中政策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过程带有明显的政府动员色彩。然而,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形成的隐秘机制——政府内输入和公众认同聚合,却缺乏理论层面的必要关注。面对城镇化政策过程中权力精英操控代替公众价值的困境、虚假公众认同聚合所催生的“简单化”的政策逻辑,政府应该在发挥动员机制的特殊功用的同时,着手系统的制度补给与创新。其中的重心主要体现为人本城镇化的政策基点、农民市民化的利益格局调整、政策公众参与制度跟进。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何以可能——内生需求和外部激励的必要性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成长基因来自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基层治理的创新,但在典型特征上与合作生产模式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随着全国的复制推广,农村互助养老在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未能有效构建起合作生产行为的发生机制。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村老年人的内生性需求与表达性需求存在矛盾,利他和利己参与动机均不明显;供给型互助养老模式回应性不足,容易滑向低效率陷阱,并养成其他行为主体的服从和依赖;村庄精英虽然更具政治效能感且有能力将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榜样力量,但其示范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应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通过"上下共管"提供更具回应性的互助养老服务;在政府承担农村互助养老主导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示范激励作用;将农村幸福院发展成为福利资源吸纳和辐射的组织平台。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及其构建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农村确立社会价值目标形成一体化的行动指南,是一场最先进的革命思想在醇朴的乡土社会进行广泛的思想和实践动员,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意义。由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途径缺乏有效载体,政治社会化能力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必须依据转型时期农村的客观需求,坚持教育为先导,辅助政治社会化网络媒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意识,以利益为原则、政府为主导寻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途径。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成就与其成功的社会动员密切相关。改革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创设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实施利益诱导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银钱业公会为主的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人脉关系网络优势,积极参与并配合政府实行行业动员。法币改革过程中,各动员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法币改革进程。作为一种政治合法化机制,有效的社会动员推动了法币改革的进程,提升了国民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增强了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组织化合作动员:社区建设的新范式

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背景下,组织化合作动员是调动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途径.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表明,组织化合作动员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主体,而动员策略可分为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四种方式.有效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需要政府部门适当放权,并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基层走向善治,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其中,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是其必要的路径选择.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应通过调适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调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同村级政权组织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理顺农村基层治理三大主体关系;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应通过加强党组织领导的“四个民主”建设,落实农民的“四项权利”;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应以农民为本位,以建设农村社区利益共同体为载体,通过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利益需求.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社会功能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表达利益诉求、弥补政府失灵和调整政治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制度环境、管理体制、组织自身能力和价值观念则是制约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要充分推动和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执政党的推动是主导力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是前提条件,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外在动力,转变控制、怀疑和依赖观念是深层次的观念动力。     

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政治发展的挑战和应对——以新农村建设为基点的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社会阶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村政治发展面临着政治参与、利益整合和政治稳定的挑战,但同时阶层分化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因此，应积极促进农村阶层分化，健全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其政治参与渠道，加强农村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整合，合理定位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以优化权利配置，从而使阶层分化成为促进农村政治发展的巨大动力。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政治认同：类型、基础与影响因素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政治认同有暴力威胁型、思想教化型、经济利益型和民主权利型四种基本类型.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农民民主权利意识的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只能构建农民的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社会公正是这种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农民在相对剥夺下的贫困、城乡隔离中的低能和民主权利虚化后的弱势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农民所要求的社会公正,因而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主要因素,这是增强农民政治认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论我国政府发展类型选择

我国政府职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形态，即建国初期的政治主导型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前的经济主导型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的社会服务型政府。三种类型的政府分别在不同时期发挥了各自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     

构建农村宅基地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公平分配机制的法律思考

如何公平分配补偿利益已成为地方政府对农村宅基地房屋进行征收与拆迁问题的焦点。按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房屋补偿利益归房屋所有人,宅基地补偿利益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实际征收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将全部补偿利益归于房屋所有人。集体土地的合有性质及社会基本善理论决定了对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以人口为基数分配补偿利益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公平分配的关键是要区分宅基地补偿利益中的基本居住利益与超额利益。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