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稳定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时至２０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都已成为转变中或现代化中的社会。恰恰因为现代化已在全球蔓延，才使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和动荡。”他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     

东方的现代性悖论

如果我们将现代性的命题等同于现代化,就会得出一个线性的历史观的印象。似乎现代性是一个必然的指向和宿命。或者,现代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进程。西方乐观的自由主义言论,正是如此描述这个进程,并给予发展中国家一个慷慨的承诺。倘若我们真正历史地看问题,就会明白,所谓现代性,恰恰是充满了一系列的悖论和冲突的状况。对于东方国家来说,这些悖论,更有其特殊性。     

文化的改造与国家(地区)的现代化——政治力量与社会文化的博弈

关于文化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主要有三大类观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文化决定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只是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反映;美国学者亨廷顿则认为文化发展与现代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证明,文化并非一种独立的变量,实际上它是可以被政治力量改造和重新设计的,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而文化的改造方式和程度取决于政治决策者的意图和改造能力。     

现代性视阈下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逻辑思考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指向与特征,现代化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选择,现代化进程是与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化相伴生的。政治参与既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因素。在现代性视阈下,从社会转型、阶层分化组合的历史进程中,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发展愿景、现状和逻辑选择,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析亨廷顿与福山政治发展观的差异

亨廷顿和福山都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领军人物,但两者在理论渊源、政治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终极结果、评判标准以及发展动力上各有不同。亨廷顿从发展中国家现实出发,前期强调政治秩序与稳定,提出权威政治观,后期则强调民主与文化的重要性。福山从世界普遍史出发,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府形式,自由民主下的典型公民则是“历史最后之人”,后期在理论修正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能力与政治秩序的构建。     

革命与自由的悖论——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联结线索

现代性是作为一种整体上的对西方文明的文化想象状态嵌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经过晚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很大程度上承载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总体建构进程。左翼文学在内部与外部的论争以及具体的文学实践两条线上曲折发展。左翼作家在这两条互有交汇的线上展现了个体自由精神与革命集体悖论性的冲突。这种悖论性的冲突构成了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联结线索。     

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从“单一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为了给非西方国家“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充分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应秉持一种兼具整全性和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其中,整全性和规范性分别确保了多元现代性的民族性特色和现代性底色。与此相适应的“民主社会学”主张：把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与社会共识基础结合起来,把握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把民主秩序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把握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由此,现代政治发展主要包括国家建设、民主建构、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等四大基本议程。     

农耕文化:乡村振兴的伦理本源

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浓厚的现代性意蕴。而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悖论召唤着传统农耕文化的返场,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育现代性、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的精华,汇聚着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处的伦理智慧,集中体现为“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法则,“父慈子孝、耕读传家”的家庭美德,“同甘共苦、守望互助”的乡邻关系以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充分发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伦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内在张力,探寻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之道,对于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政治价值因素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评述

通过文献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阐释分析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认为亨廷顿在其政治发展理论中很重视分析传统性政治价值因素对于政治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注重传统性因素是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一大特点。     

享廷顿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篇凸显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主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与稳定理论中关于现代化引起不稳定、必须维持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合理比例、政治稳定有赖政治制度化的推进以及政治体系必须具备政策革新与吸收新社会力量的能力等论断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因而,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政治制度化建设,维护政治稳定。．     

计算机辅助机构运动分析图解法

借助于 Auoto CAD强有力的绘图功能及其内嵌式Autolisp语言,准确、迅速、直观、简便地解决机构运动分析中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关于创新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创新的提倡者。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认为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是对待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正确方法 ,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内容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观念创新。在创新中必须要处理好破旧与立新的关系 ,坚持独立自主 ,动员全社会力量 ,坚持“三个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情商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学校体育教学的现状与时代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体育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阐述情商EQ在体育教学中所起的作用。     

张学良研究领域的新突破——邱秀华、章毛平著《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书评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研究,在张学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主要阐明了张学良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四个鲜明特点,即爱国主义教育或曰教育救国;"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基本教育思想;实行普及全民教育,建立健全全民教育机构和体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密切结合.该书作者还就张学良教育思想对于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美国的高校认证与教育评估

美国高校采用认证这一非政府性的同行专家评议的手段确保社会对高校的监督以及加强学校、社会、政府之间的协调,保证各高校在一个大家认同的基本质量水平上运作。其具体可分为两个层次:单位认证和专业认证。这一做法比较公正,也切实可行,对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体育素质教育中体育教师个性特征的作用

通过对个性的概念和体育教学过程属性的简要分析,对体育教师的个性特征在体育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作了初步探讨,认为体育教师的个性特征可以激发强化学习动机;提高体育教学效果;提高体育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促进学生个性和谐发展;有利于体育教师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影响体育教师的教态。     

奎因在科学观上的突破与重建

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典型观点是，科学是单纯的命题复合系统，是关于经验事实的静态性表述，科学的进步只是量的累积过程。来自科学哲学内部的逻辑实用主义哲学家奎因则一反这种主导性观点，提出了科学的整体性思想，且从实用主义角度对命题系统的科学性与发展性作出了根本有异于经验证实原则的说明。本文通过剖析奎因在科学观上的突破和重建，力图揭明整体性科学观的自然科学发展基础及其变革性意义和对历史主义整体动态科学观的深刻影响。     

W.J.T.米切尔论语言与意象

意象为何?怎样认识语言与意象之间的关系?这两大问题是时下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尤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W. J. T.米切尔的论述影响最大。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米切尔在其系列著述中系统讨论了图像转向、意象与图像、意象X文本、元图像与生物图像、语象叙事的冷漠-希望-恐慌、视觉文化与意象科学等概念,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图像转向强调的是在读图时代应抛弃意象研究的语言学模式,以使意象回归现象学研究的本质,是一场深刻的认识论范式变革。他强调一切媒介皆为混合媒介,因而语言与意象是紧密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在借鉴皮尔斯符号学三分法的基础上,米切尔提出了意象X文本的概念,它与恐龙、多利羊、世贸双塔、金牛犊类似,是关于图像如何成为图像的元图像。在米切尔看来,图像是意象的物质载体,意象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来自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将事物类比为它物的本能,具有超越自身的可被人的意识加工的富余价值。语象叙事从本质上讲是一切意象文本的共性,它其实也是一种元图像,在其混合媒介的内部产生了类似主体与他者遭遇时的冷漠-希望-恐慌的三个认知层次。米切尔先后使用过的图像理论、批判图符学、视觉研究、视觉文化和意象科学等术语,说明他理论的实质是反理论、去学科的跨界研究。     

米切尔与图画转向

米切尔提出"图画转向"的本意是想为图画争取一个与语言平等的地位,最终却被广泛地推衍误读为"图像霸权"或"视觉时代"的来临。按照米切尔后期的澄清,图画转向在人类文化史中曾反复发生,而由视觉形象引起的焦虑不安也绝非首次。"图画转向"与哲学内部所发生的"语言转向"并不具有承递关系或衔接关系,二者并非同一层面上的"转向"。但如果将二者都看作是某种文化思潮,则它们之间是彼此关联甚至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