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与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外交合作－－兼议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

王宠惠与顾维钧都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外交家,二人有相似的求学、从政经历,对民国的政治尤其是外交颇多建树.二人共同参与了民国的多项外交决策,结下了近五十年的友谊.本文将通过对二人家事、求学、从政、交谊的简单梳理,分析二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外交表现,以期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作一初步探索.     

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衰败原因共性分析

从1648年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到以苏东巨变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生成,国际社会历经几个大小,形色各异的国际体系,在这些国际体系的交替演变中,本文仅从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衰败的原因进行共性分析,总结出科技的发展、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潮流以及体系内的维护机制的约束性的缺失是造成两大体系演变的重要原因。试图为研究如何使现行的国际体系有效运行的学者提供一个分析的视角。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持续批判的过程,他对美国的认识也由"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发展到"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从而揭示了美国"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这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美国远东外交与华盛顿体系下的海军军备限制问题

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政府在国会要求削减开支的压力下,基本上继续沿着华盛顿体系的轨迹,寻求与列强合作,继续进行裁军谈判,先后召开了日内瓦会议和伦敦会议。这些国际会议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更多的却是暴露和激化了列强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的分歧,裁军谈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和国会与海军在裁军和对日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美国海军在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下抵制裁军,继续努力保持战备,但财政上的困难终于使之在与日本海军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华夷国际秩序与近代中国对日外交方略的转变（1870—1894）

华夷国际秩序是中原王朝在"华夷观"思想指导下,在远东范围内,以册封关系为纽带而建立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随中原王朝盛衰变化,时而稳定,时而涣散。步入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已是焦头烂额。而此时崛起的日本为清除其对外扩张道路上的障碍,对该秩序更是无比仇视。清政府虽极力维护这一秩序,但却又如何能改变它崩溃的命运呢。     

顾维钧与中国山东主权的收回

山东主权的收回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影响深远。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他作为北洋政府委派的主要外交代表,参与了关于山东主权收回的国际交涉的全过程。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围绕收回山东主权问题同列强展开激烈交锋,运用外交策略最终赢得谈判成功。顾维钧在这一艰辛的对外交涉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论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方略及其积极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外交方略,成为指导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三大决策之一。另起炉灶外交方略的确立,缘于汲取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刻教训,顺应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本质要求,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其核心内涵是新中国彻底否定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一切旧外交关系,坚持在崭新平台上经谈判与世界各国另建新型外交关系。执行另起炉灶外交方略,不仅清晰厘定了新中国新型外交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关系,积极捍护了一个中国的准则,而且正确引领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有序开展,直接推动了新中国真正踏入独立自主之路。     

论孙中山外交方略演变的特色

本文从全局对孙中山的外交方略进行研究，认为孙中山的外交方略是动态的，具有日渐强烈的反帝爱国色彩和功利主义色彩。在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孙中山一直以夺取政权、完成政治革命为主要目的，为了夺权，纠缠于种族立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有时甚至不择手段。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实用主义外交导致了孙中山的多次失败。五四运动后，孙中山逐渐克服自己外交方略内在的矛盾──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爱国与出让国权的矛盾，抛弃了实用主义外交，并向彻底反帝爱国外交转变。孙中山外交方略的特色及其内在矛盾的不断克服，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软弱性、革命性，也表现了孙中山的伟大的政治人格。     

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邓小平务实的外交方略初探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是邓小平外交方略的重要内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邓小平审时度势 ,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提出既要维护国家主权 ,又要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别国的关系 ,不要树敌过多。邓小平这一外交方略为我国赢得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外交局面 ,对于今天处理国际关系 ,仍有指导意义     

留美学生与华盛顿会议

留美学生密切关注华盛顿会议,积极向国内通告信息,反对直接交涉,监督政府代表,反驳不利国际舆论,并博得了国际舆论一定程度的同情与支持.     

论托马斯·杰斐逊的外交政策

杰斐逊的外交政策具有现实性,他的弱战强和思想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年轻的美国提供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并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美国赢得最大利益。这主要基于杰斐逊对自己实力的估计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中国因素对印度外交关系的影响

印度作为一个与中国一样正在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又是与中国为邻的南亚强国,在其＂有声有色＂的大国外交及周边外交中,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中国因素的关注和有效运用。中国因素对印度外交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断升温的印美关系、印俄关系和印度以＂东向＂政策为主导的亚太外交等方面。印度对外关系中利用中国因素并影响其外交决策是由地缘政治、历史、现实、中巴友好以及印度自身等多种因素促成的。虽然印度外交中有利用中国因素制衡中国的一面,但在今后发展中印关系时应理性对待印度对外关系中存在的中国因素,尽量减少印度利用中国因素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使中印关系朝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解读及其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现代中国外交决策深受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影响,这既是中国外交决策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外交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本文首先回顾了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内涵,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对义利观进行了现代解读,最后分析了儒家义利观对现代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及外交活动在统一德国中的作用

俾斯麦上台后,而对当时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一方面采取“铁血政策”,不惜战争和流血的代价;另一方面积极利用欧洲各国的矛盾冲突,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他的这种努力,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与集成

民族政策体系集成是指与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相关的诸多政策有选择性、针对性地在相应兼容度基础上的汇集,进而形成民族政策集群,它不是简单的相关各种政策的堆砌,或者累加,而是根据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地优选、完善与组合,使民族政策体系长期处于高效运行状态。民族政策体系集成就是通过整合民族政策资源的途径,在民族政策体系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民族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优势,适合妥善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及时调整不和谐民族关系,提高民族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再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它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产物 ,是中共对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和敌视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回应 ,也是中共全面总结近代中外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这决不意味着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但“一边倒”外交政策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中国从 5 0年代起就逐渐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积极提倡各国人民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最终摆脱了美苏两极的制约和影响 ,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从“史迪威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结束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重心转向政治目标——扶持中国成为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力图实现中国的统一,使中国成为能在战后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以服从于美国战后世界的规划与安排。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放弃了对华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成份,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政府,与腐朽、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奠定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也埋下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源。     

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外交政策

东盟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最成功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之一。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基于东南亚地区政治、宗教、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彰显了东南亚国家谋求地区一体化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东盟作为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借助各种手段和途径谋求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