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的崛起

伴随直隶总督府迁移和北洋实业的兴起,天津开始了一系列新兴建设,成为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工商都会。"九国租界"为天津带来近代市政建设垂范,也是各种新观念、新思潮的展示橱窗。包括铁路、破冰船等先进交通技术的应用,让天津的商业腹地深入西北、蒙古等地,并以其港口全年畅通的优势因应不冻港——大连港的挑战。近代天津的崛起,为中国北方带来了全新、深远的影响源。     

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

天津在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未受重视。近代以前西北地区的商品交流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由此可见,在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的过程中,天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浅析近代天津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天津开埠以后,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一个封建城市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附属于北京的城市逐渐转变为沟通中、外、南、北商品交流的外贸型工商业城市和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一变而为联系国内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窗口。天津的历史基础、运输方式的变革、和腹地的经济联系、内外贸易的发展、天津城市的近代化等几个方面是影响近代天津成为华北经济中心的主要因素,对这些因素的系统研究有助于理解天津在近代华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直隶商会与近代交通发展

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直隶商会诞生后,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推动了以天津为中心四通八达的近代交通网络的形成,为直隶区域大市场的统一和拓展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密切了天津与广大腹地的联系.     

京津冀地区城市协同联动发展研究——兼论体系结构甄别机制构建

交通运输体系网络为找到较为精确地反映出城市间的连通程度、实际流量和功能联系的关键指标提供了可能。以城市间铁路客运车次数据为基础,构建城市体系空间联系指数甄别工具,可以有效描摹城市联动的内容,并能够识别空间格局体系结构和状态。京津冀地区铁路客运的城市吸附能力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首位型分布特征,在空间上则呈现京、津、石为结点的“N”型分布特征。地理区位(外生)、吸附能力(内生)共同塑造了该地区的城市联动格局。天津和石家庄腹地范围的空间分异趋势明显,各城市对北京的依附强度并不依赖于地理距离而呈现梯度分布规律,即区域吸附中心地位早已巩固。政策启示：推动京津冀城市协同联动发展,各城市需要遵循“强强合作”之定力,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破除行政分割顺势而为。高铁开通改变城市成长路径与城市联动格局,虽能够显著拉动地区投资,但长期来看却带有不确定性,腹地城市应该审慎对待高铁带来的经济和人口规模扩张的短期效应。     

近代经济中心转移与传统商业城市衰落略论

近代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其所引起的城市衰落现象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和当代城市格局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以经济中心城市苏州、广州和澳门在近代的衰落为例,分析了地理区位条件、腹地条件、交通条件、经济条件等城市经济发展变因在近代区域经济竞争中的消长变化,探讨了近代经济中心转移与传统商业城市衰落隐含的深层原因和特征.     

唐朝至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轨迹

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贸易港从唐代的扬州转移到宋元明时期的宁波及外港双屿港,近代开埠之前又转移到上海,大致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再自南向北转移的发展趋势。不同时期的主要贸易港和区域性港口形成分工协作、层次分明的港口体系。文章最后从港口区位条件、自然环境、腹地经济开发程度、对外联系等方面分析了推动长江三角洲主要港口转移和港口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     

港口繁荣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港口物流作为一个综合物流体系和与外部经济互动的窗口,在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方差分解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港口繁荣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相对而言,港口物流与港口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双向促进作用,但港口物流与港口腹地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且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反映了目前我国港口对区域经济发展带动辐射作用的发挥还不够充分,同时港口腹地与港口之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未来应进一步拓宽港口综合功能,大力发展港口经济,推动港口与区域经济共同高质量发展.     

近代华北农产品商品化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逐渐向近代农业经济转变,最明显的就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具体到华北地区,由于北方口岸城市的兴起,铁路运输网的形成和近代农业的改进等一系列的变化,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得农业与市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以福建为核心构建海峡两岸物流通道策略研究

福建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构建以福建为核心的海峡两岸物流通道,对于促进两岸人畅其行、货畅其流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物流通道内涵的基础上,明确了以福建为核心的海峡两岸物流通道建设的目标定位,包括“对外”的海上物流通道建设和“对内”的路网及空网建设两层含义,并据此提出了实现闽台港口对接、拓展港口经济腹地、打造区域物流集散中心、开通两岸陆路运输通道以及争取政策扶持等实施策略。     

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城市群物流功能建设分析

2014年初中央重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重点是对京津冀城市集群进行功能划分,落实各地在发展中的互补性和协调性.京津冀城市集群功能划分离不开区域物流的保障.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及物流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说明其交通运输布局具有很强的优势,物流行业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两市一省13个城市之间物流发展非常不平衡,依据2012年交通邮电统计数据对各市物流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划分,从强到弱分为5级城市群.根据13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区位商进行城市集群功能划分,指出北京应提升第三产业物流水平,并带动保定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天津、秦皇岛、唐山、沧州完善以海港为中心的立体物流体系,张家口、承德、廊坊应进行补偿性农业物流链建设,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必须根据自身发展优势进行特色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涿州城镇体系发展构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涿州城市化提供了更好的空间,优越的区位条件、交通一体化措施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等使得涿州能够快速融入京津大都市。长期以来涿州实际上已经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与首都有了更多的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这种合作的速度,涿州将会成为“北京-保定”城市链上的节点城市。为了提升涿州城市化水平,涿州需要按照“分层+分步”的发展方式,以涿州核心区域为中心向腹地逐渐扩展,在腹地的核心区域内形成“三层次”城市环,同时要构建“米”字形的交通网络,将腹地内的11个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一起。除了要在行政区划内对中心地进行整合,还要在更加广泛的空间内考虑问题,构建“涿州—房山”、“涿州—固安—廊坊”、“涿州—霸州”、“涿州—高碑店—涞水—易县”等城市链,使得涿州能够更好地受到来自保定、廊坊、北京的城市辐射,并通过“涞涞易”城市链传递到保定西部。     

区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京津风沙源区的案例分析

京津风沙源区生态补偿的实践中，区域补偿主体为中央政府，受偿主体为鸟兰察布市政府和张家口市政府；其他有关主体有：各级政府和发改委、财政部门、资源主管部门、分管部门，以及企业、个人等各类社会组织。京津风沙源区的区域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以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还存在群众自筹资金及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根据生态补偿有关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不同及其角色行为，可以归纳出三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对应关系。     

平津战役中的平郊战场述论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其特点是将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相结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解放北平的过程中,与傅作义集团的主要战场是在天津、张家口和北平郊区.其中平郊战争歼灭了数量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同时也使得北平周围的解放区连成一片,给困守北平城的傅作义以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北平方式"--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平和平解放能够得以实现,平郊战场的战争及其胜利无疑具有奠基石般的作用和意义.     

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影响(1860-1937年)--以天津郊县为考察范围

近代天津开埠以后,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港口贸易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极大推动了华北腹地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种植业结构随之发生了改变.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大量增加.作者以天津郊县为考察范围,对上述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进行了具体考察,并将其与整个河北甚至是华北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得出上述距离天津较近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增长幅度虽大,但在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方面总体而言并不如整个河北地区的结论.追根溯源也发现上述地区深深陷入发展机遇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恶劣制约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尴尬与无奈的境地.同时,也正因为距离天津较近,上述邻近天津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结构显示出一些独特之处.     

东营市发展港口经济分析与建议

港口经济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营市经济发展迅速、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资源丰富、经济腹地广阔、物流资源丰富,但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强;东营是发展高效生态经济和蓝色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中央政策为港口建设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为水上运输和港口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外部环境也给东营港口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因此,东营市应转变观念,创新机制,提升港口经济的服务保障水平;抓重大工业项目的招商,带动临港产业的发展;实施港城一体化战略;构建交通网络体系来拓展港口经济腹地空间。     

新一轮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的重点与难点

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由此带来的新一轮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重点在于：以研发、创意为主的知识型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北京成为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承载区；北方金融中心、北方航运龙头和世界制造研发基地三大高端定位引领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河北则应以曹妃甸沿海经济隆起带为切入点，融入京津双核。影响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的难点，除了产业同构依旧明显、产业“悬崖”弥补困难之外，区域内资源约束加剧、来自大东北经济圈的潜在竞争等若干因素也不容小觑。     

从“对接”到“融合”：对京南子城市群构建思路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保定是京南第一中等城市,在京津冀城市群的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在“大保定”的建设思路中提出对接京津的战略设想。保定对接京津,最有利的条件就是空间上毗邻,同时在京南近京津区域也逐渐形成了“串珠状城市群”。但是保定“小马拉大车”的发展基础以及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状态,成为其对接京津的严重障碍。所以保定在城市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强化基地建设以及完善交通网络的举措,要以保定为核心构建京南子城市群。在构建子城市群的过程中必须分步实施,通过不断构建支城市链,在京南构建以保定为核心的“指状城市网络”,同时不断强化对接京津的软环境建设。     

冬奥会:“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契机和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他还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过“七点要求”.显然,这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纲领.建成“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1],应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一步,重中之重,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文章以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植物零碳景观为研究内容,2022年将在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举办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提供难得的契机和抓手.冬奥城市张家口遵循绿色奥运的理念,推进低碳经济示范区建设,实施最严格的环境治理.张家口通过生态建设的“零碳”配置,推行生态建设的“零碳”措施,注重生态建设的“零碳”营造,使张家口市成为京北“保水源、堵沙源、送清风”的绿色生态屏障,向世界展现张家口市植物零碳景观森林城市形象.     

京津冀协同视域下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融合效率

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推动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创新水平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在对比分析京津冀金融发展差异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11项指标的投入产出动态面板数据,应用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京津冀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融合效率,探讨提升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改进建议,以利于更好落实创新驱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