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成长

从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起，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回眸这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学艰难坎坷、荣辱沉浮的发展演变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软实力与中国社会学研究

香港大学亚洲发展中心研究员甘阳最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铭的采访时，谈及他对软实力的一些看法。甘阳认为，在谈中国的软实力以前，我们需要首先对现代社会共同具有的一些普遍特性做更深人的认识。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但我们现在对“现代社会”这个大问题研究得很不够，对现代社会的了解非常片面，这反过来导致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原有的许多正面价值资源。他认为中国下一步应该大力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最近十多年来是经济学压倒一切，但经济学只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如果完全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就会以偏概全，甚至在实践上出很大偏差。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这方面的消极后果。     

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

处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和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学确乎变得重要起来，以至一些以此为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究竟春天是不是来了要看这个领域中的从业者在做什么，做得又如何。如果看看近年来的一些“显赫”成果，我们大概就兴奋不起来了。继“农村居民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农民工安全感最高”的调查结果之后，又出来了“2005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乍一看题目真让人不免心里紧张，生怕再弄出个女性的幸福感超过男性之类的东西，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本文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所经历的恢复重建、补课起步、学科拓展、迅速成长的历程。在回顾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发展历程中发现,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尘封已久的社会学重获新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成为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的直接动因;而植根于深刻变革的中国社会之中的社会学,不仅从中获得了滋养和发展的动力,同时又以其不断发展、创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深刻变革的社会服务,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繁荣与发展

纵观中国社会学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学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重要转变以后迅速崛起，并且在学科化体制建设、社会学理论译介和传播、社会实地调查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从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学视野中的“单身”

据统计，1990年，北京30岁至50岁的单身人数在10万左右。到2002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这个年龄段的单身人数分别达到50万人左右。到2003年底，则已经分别达到65万人左右，其中女性超过六成。这表明，我国都市单身群体的规模日益庞大，单身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鉴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一群体。     

从本土化研究到本土研究——另一种社会理论及其可能

自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思想界思维方式的变革与创新使得近代社会科学从其哲学母胎中得以脱颖而出。这一知识体系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向非西方文化地区不断渗透和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知识体系开始引入中国，并且在与中国已有的文化和知识研究的竞争中取得了绝定性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在西方系统学习过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中国学者们，也开始思考这些西方舶来品对于中国文化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逻辑性结构关系究竟何在的问题。这样一种具有主体意识的思考，给中国社会科学的早期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切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心理学领域，潘菽于1939年写就《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为开创中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可惜的是，他们所追求的学术道路在20世纪中叶而被迫中断了。     

身体的再国家化与去国家化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只有琐碎的研究没有琐碎的现象，社会学想象力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培养一双慧眼，从毫不相关的琐碎现象中找到内在的社会机制。身体在传统社会学领域并不是主流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话题，这或许是由于身体现象的琐碎，抑或是研究身体的社会学视角还未被学界发现，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改观。其实诺贝特·埃利亚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身体的文明化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浦爱德和步济时：中国早期社会工作的引进者

专业社会工作起源于欧美国家，上世纪2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浦爱德（Ida Pruitt，1888～1985）和步济时（John S．Burgess，1883～1949）能够称得上中国早期社会工作的引进者。     

街童：“自救式”流浪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街童（Street Children）即我们所说的城市流浪儿童。20世纪末,流浪儿童数量大幅增加,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起发生巨大经济与政治转型的国家,流浪儿童的数量一直在急剧上升。这一现象,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更是如此。     

由三部社会调查专著看近代中国农村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开始。出现了一大批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调查报告和专著。其中为社会学者所作或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而又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1930）与《乡村社区调查》（1931），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5）等。他们运用统计方法，对某一区域的历史、地理、人口、婚姻家庭、财产收入与支出．生活程度、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作概括的描述。勾勒出中国农村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基本状况，探寻中国农村的出路。     

《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4辑）已出版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也有了近30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     

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上）

社会学者进行农村调查，并参与计划农村改良，其工作的大背景是从“深入民间”逐渐汇聚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学研究同乡村建设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社会学者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如晏阳初，梁漱溟，尽管都并非职业社会学者，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包含了社会学的内容。也能代表社会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下）

社会学者进行农村调查．并参与计划农村改良，其工作的大背景是从“深入民间”逐渐汇聚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学研究同乡村建设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社会学者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如晏阳初．梁漱溟，尽管都并非职业社会学者，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包含了社会学的内容，也能代表社会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从全民幻想到集体意淫——中国定型化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流动带来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不仅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民工潮”，即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更带来了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一大批社会的中下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积累。然而，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新的转变，“出人头地”越来越困难，变得仅仅停留在想象中，“全民幻想”逐步取代原始财富积累，社会逐步“定型化”。     

发生在美国南部的“重当处女”运动

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推迟了青少年性行为开始的时间，也使人们对婚姻有了一种新的态度。看来，为了社会的健康，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也需要这样一个“性反革命”的运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