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透明度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总经理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会计信息系统和组织结构复杂性两个维度,建立了一套客观反映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考察信息透明度对总经理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敏感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总经理因业绩下降而被更换的可能性越大.这表明,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投资者甄别管理者经营水平的高低,而且可以强化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管机制,从而增进了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效率.     

大股东掏空视角下的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分析大股东掏空对经理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并以2008年至2011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大股东掏空、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间的内在联系,并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大股东掏空对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影响的系统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上市公司已基本建立有弹性的业绩型薪酬体系,但是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掏空行为也会降低经理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引发经理与大股东合谋进行盈余管理的新的代理问题;产权性质对大股东掏空、经理薪酬和盈余管理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掏空行为对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经理薪酬与盈余管理间敏感性的影响表现得更加突出。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     

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逐步建立起了以盈余为业绩指标的CFO薪酬激励机制.通过文章逐层递进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显著地区别反映了盈余中的非经常性损益和经常性损益,但是却未能有效地区别反映经常性损益中的应计项目和经营性现金流,存在类似"功能锁定"的现象.进一步细分研究样本后,我们发现由于盈余管理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对非经常性损益和经常性损益的不合理权重赋值,扭亏上市公司的CFO薪酬激励契约反而刺激了CFO进行盈余管理.根据研究我们认为,解决CFO薪酬激励契约对应计项目和经营性现金流的"功能锁定"现象,改进盈余管理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成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完善CFO薪酬激励机制的两个重要任务.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董事会治理是影响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键,已有研究主要从董事会结构层面展开,缺乏对董事会内部运作机制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关系的具体分析。基于董事权威不平衡性的治理效应视角,系统考察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逻辑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得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主要包括: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且主要体现在业绩下滑的样本公司中,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平性和风险匹配性方面。2.只有当最高层级董事身份为独立董事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增强了高管薪酬的行业和地区薪酬敏感性,进一步验证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社会公平效应。论文的研究为从微观运作层面理解董事会治理和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结论,对于优化董事会治理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等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公司治理、盈余质量与经理报酬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本文从经理报酬契约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系统论证了经理报酬、盈余管理和董事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数据,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与盈余管理、董事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盈余管理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当经理报酬契约基于会计业绩设计时,经理有动机为增加其报酬利用盈余管理调增了会计收益。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董事会对经理的选聘、报酬契约的合理确定和会计业绩的真实性负有重要职责,然而董事会并未对会计收益中包含的操纵性应计利润部分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真实的会计业绩确定经理报酬,显示出董事会并未很好地履行股东赋予其的职责。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独立董事的明星效应:基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考察

独立董事治理行为的首要机制是声誉激励,然而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在中国却长期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未得到充分检验。基于此,本文首次根据百度中文搜索引擎数据反映的社会知名度来衡量独立董事个人的社会声誉激励强度,进而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视角检验了独立董事的社会声誉激励效应——也即所谓的明星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同等条件下,聘请了高社会知名度的明星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更低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即明星独董显著降低了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而且这一结果主要反映在薪酬政策不受政府管制的民营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相关的文献,特别是揭示了独董不能发挥作用的内在原因。     

控制链长度与公司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研究了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中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长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链较长,高管薪酬水平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进一步研究表明,薪酬较高能缓解控制链较长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促进关联交易和增加信息扭曲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是控制链长度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重要渠道;没有证据表明控制链长度会通过降低盈余质量而降低高管薪酬敏感性;控制链长度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关系在高管持有股份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弱;控制链长度与高管薪酬水平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较强。综合来看,相比寻租观,有效契约观对控制链长度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关系具有更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本文丰富了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与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需求不确定下制造商服务投入影响销售的供应链信息共享与激励

针对需求不确定环境下制造商既提供产品也提供相关服务时产品服务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与激励问题,考虑零售商拥有需求预测信息且可选择共享任意水平的信息量,通过构建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零售商信息共享水平、制造商服务效率以及消费者服务敏感性对服务价值和信息共享价值的影响,并提出了基于两部补偿契约的信息共享激励策略。研究表明：需求信息共享能够有效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服务价值;当制造商服务效率或者消费者服务敏感性较高时,信息共享的服务改善效应将占优于其双边际效应,零售商会自愿共享全部需求信息并达到供应链"双赢";而当制造商服务效率或者消费者服务敏感性较低时,采用两部补偿激励契约可实现产品服务供应链中的完全信息共享,并且契约实施难度会随着零售商需求预测精度、制造商服务效率以及消费者服务敏感性的提高而降低。     

相对业绩与投资组合思想在期权激励契约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股票期权激励契约以股票价格来度量经理人的业绩,但股票价格实际上受到经理人不可控因素(系统风险)的影响,从而导致用股票价格来衡量经理人业绩时会出现反向激励现象,错误惩罚有能力的经理人或慷慨奖励无能的经理人。针对传统股票期权激励契约的缺陷,一些学者把期权激励契约的执行价格和一些指数相联系起来,消除了部分市场水平噪音对期权激励契约的影响。但这种绝对指数股票期权也没有改变指数期权激励契约的结构性缺陷,即不能完全消除市场和行业噪音对期权激励契约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相对业绩和投资组合思想,重新对股票期权的执行价格进行设计,即改变期权到期时权益结构或把执行价格设计成基准绩效投资组合形式,从而达到完全消除市场和行业噪音对期权激励契约的影响,提高期权报酬契约的绩效。     

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本文以2004-2007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Richardson、verdi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实制度背景下盈余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不同于国内外的现有研究,本文不仅检验了盈余质量是否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还对盈余质量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盈余质量的改善一方面能直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则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间接促进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一研究结论对理解盈余质量在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中的作用,以及了解盈余质量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传导机制和路径模式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风险投资、创始人与高管薪酬——多边代理视角

风险投资与创始人是新上市企业股东中对公司治理制度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类股东.对于管理层薪酬制度的形成,这两类股东具有较强的治理动机与能力,同时存在不同的治理诉求.用多边代理理论视角,将这两类对新上市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具有不同利益导向的角色整合在同一框架之中,分析他们对于新上市企业薪酬制度的影响.分析与实证表明,风险投资的存在,会提高新上市企业管理层的整体薪酬水平,扩大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提高管理层的薪酬敏感系数.与此相反,创始人的存在则会导致管理层薪酬偏低,并且抑制风险投资对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与薪酬敏感系数的影响.     

工程质量优化的承包商群体激励效率演化分析

针对业主与多标段承包商群体的一对多结构,考虑业主如何通过单价合同与收益共享合同所组成的菜单合同模式对承包商群体进行激励以优化工程质量。本文构建了单阶段群体激励模型以及考虑承包商个体存在公平感知的多阶段群体激励模型,通过计算实验方法探讨不同报酬结构下的激励效率及其演化。研究表明:业主实行同一报酬结构在多阶段工程建设中难以维持高效率;单阶段激励中较好的报酬结构并不适用于多阶段激励过程;个体的公平感知对激励绩效会产生负面影响;报酬结构中针对不同质量标准的激励力度均会对激励效率产生影响,仅针对单一激励力度进行调整或忽视激励力度间的协同均不能实现较好的激励效果。     

双向部分透明供应链的大数据投资决策与激励

针对供应链中需求大数据的分散投资与决策激励问题,考虑单个供应商和制造商均能通过大数据投资预测需求,且彼此可共享部分大数据。建立基于上下游间双向部分透明的大数据投资决策模型,揭示双向透明对于大数据应用价值与投资激励的影响,并设计契约合作机制解决大数据投资的激励失调问题。研究发现：双向透明总是对供应商有利,当逆向透明度低时,正向部分透明可能对制造商最有利,当正向透明度低时,促进双向透明可能对所有参与者均有利;正向透明而逆向不透明有利于提高大数据投资的可行性;制造商只存在大数据投资激励不足,而供应商在双向透明度低时还存在大数据投资激励过度;投资补偿契约能协调各参与者的大数据投资激励,且可提升系统投资利润5-49%。     

基于不公平厌恶或地位追求的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研究

本文首先从创新顾客的公平偏好程度、薪酬合同类型（最优激励系数）与激励机制效果的关系入手,引入公平偏好理论（不公平厌恶和地位追求）、相对绩效评估（RPE）和参与成本要素,构建顾客参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激励模型;其次,通过模型求解和分析,探讨分析各类薪酬合同中风险成本、不公平预期损失和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并确定企业采用的创新顾客最优薪酬合同类型。研究发现：在同一薪酬合同下,创新顾客愈不在意其参与成本的投入,该合同的激励效果愈积极;关于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的选择,意味着求解一个三方面权衡,包括风险成本、不公平预期损失和公平偏好的激励效果;对于公平偏好程度较低的创新顾客,企业可采用相对绩效合同,例如锦标竞争合同;对于公平偏好程度较高的创新顾客,当其风险规避程度较高时,可采用团队报酬合同,当其风险规避程度较低时,可采用完美团队合同。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多指数化和相对化设计及应用研究

股权激励契约效率受到经理人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激励扭曲现象.针对这些现象,论文把相对绩效评价思想融入到期权激励设计中,即期权激励契约中执行价格进行多指数化处理,并且把期权到期收益结构进行相对化处理,经过这样的处理就构建了多指数化相对股票期权的约定价格和定价模型;最后,在用实例对多指数相对股票期权激励效果进行检验时,并发现了两个重要特征:执行价格多指数化可以改变期权价值符号,由正值变为负值;期权收益结构相对化可以使期权价值发生数量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