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年史的设想

前些年，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讨论正成为热点的时候，我与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教授在一次会议上碰见，谈起此事。他说了一句很有风趣的话：“文学史应当怎么写，这何必要讨论呢？你认为应当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我与宗强先生是学术上的挚友，于学问之事，是无所不谈的。当时他说了这几句话后，我们彼此都呵呵大笑，也未再细谈。此后我却时常回味这话，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应《江海学刊》之约，谈谈对文学史研究的展望，我觉得宗强先生这番话是很值得再提的。本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且不说外国人，仅仅本国学者，就不止写了几十…     

帮人帮好

有这样一则笑话:邮局大厅里,一位老太太走到一个中年人跟前,客气地说:"先生,请帮我在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当然可以."中年人按老人的要求做了. "谢谢!"老太太又说, "再帮我写上一小段话,好吗?" "好吧."中年人照老太太的话写好后,微笑着问道: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重读《燕山夜话》杂感

有些书要重读,联系当时的情况来读,联系现在的实际来读,才能逐渐加深体会。《燕山夜话》从前我是读过的,也颇感兴趣,觉得是一本别具风格的杂文集。不过当时我也有一点偏见,认为根据邓拓同志的学问、文采和研究精神,应当多写一些学术理论文章,而对他的杂文却不大重视。同时又听到从康生那里吹来一股冷风,说《燕山夜话》是“乱七八糟”……所以我曾经以友谊的口吻劝过邓拓同志,少写一点《夜话》式的杂文,多写点学术理论文章。     

读书识人

很多时候,精神的魅力比专业知识更容易叫我折服,我上课是读人,读书也是读人.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两位导师,或许不是他们的学问,而是那一点童心和趣味,一点单纯的向上的坚持,深深地打动过我.所以我没法不喜欢金克木先生,这个古古怪怪的老头,看他的书会笑,不时地笑,会感叹:"亏他想得出来!"金先生确实是位妙人,有过很奇妙的经历,写过绝妙的文章,文章里又有很多奇思妙想.     

另一个龚育之——龚育之逝世两周年祭

龚育之先生2007年6月12日去世的消息,是韩钢先生用短信最先告诉我的.尽管我知道龚老身体一直不好,记得有一次打电话问他近来还好吗,龚老说:"反正没死啰,还活着."当时感到龚老对自己病情是悲哀的,我也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次他真的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和朱正先生说起龚老的去世,都感叹他文章越写越好,可惜他去得太早了……     

一点善心带来的温暖

一 一连三天,那个小女孩跪在繁华的商场前,膝下压着一大张纸,密密麻麻地写着家庭困难、无力上学、请求资助一类的话。这样的事早已不新鲜,据说有的失学少女是30多岁女人扮的。我每日经过她跪着的这个地方,但也只是经过而已。我赶着去商场附近的面包坊。大三的课不忙,我在那里做兼职,每天从18点到22点,1分钟都不可能休息。 我钦佩靠辛勤打拼活着的人,堂堂正正,不卑不亢,我告诉自己也要这样活着。我不喜欢被人施舍,也不喜欢施舍他人,我觉得这不关乎所谓的善良或爱心,而是自尊。因此,我除了象征性地给了女孩10元钱后,从没想过资助她。     

史学研究也是一个审美过程

顾颔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谈到他研究学问的缘由：“我对于自然之美和人为之美没有一种不爱好，我的工作跟着我的兴味走，我的兴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别受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接着他又谈到审美与学问的功用之关系：“并不是说凡是我所欣赏的都要在里边得到实效，我很知道狭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赏决不能成为真的欣赏。我的意思，不过要借此说明不求实效的结果自能酝酿出一些成绩来，这些成绩便不是在实效的目标之下所能得到的而已。所以我们若要有伟大精美的创造，必须…     

大地之子与美学之思--解读曾繁仁教授的新存在论美学观及新人文精神

有人把“做官”、“经商”、“做学问”加以比较,认为三件事中“做学问”最难。其实这种说法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应该说任何事情要想做好都不容易,都同样地难;但若结合当下现实看,说做学问更难也不是毫无道理。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是个大学问家,据说他的一个弟子有一次问他:“学习您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呀?”欧几里德没有作答,只是吩咐仆人道:“去拿两角钱来给这个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要得到好处的。”这个故事说明了无论求学还是做学问都是一件很难的事,难就难在要真能超越个人利害而惟留一种纯粹求知的精神,正如英国学者贝尔说…     

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法学教育方法论:我的开题报告

出书而不做必要交待,如同让人吃下一顿糊里糊涂的大餐,殊为美中不足.故此,梁西先生同我合著的<法学教育方法论--同读者讨论国际法研究、论文写作和课堂讲授等问题>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之际,先生要我写几句说明,我立即应承下来.一则,我既已附骥在先,又何惮再佛头著秽?二则,先生年逾八旬,目力欠佳,师母严禁先生伏案劳顿.我虽无七步成诗之能,出点力气总还是可以的,就权当效戏彩斑衣吧.     

博闻通识 知古鉴今——读《贵州历史笔记》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希望能读到一本对贵州历史进行全面介绍,有一定学术品味,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读物.范同寿同志的<贵州历史笔记>正好满足了我的愿望.我深知写这样的书是不容易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对贵州历史有总体性把握;而且要象司马迁所说的有"叙事之才",即将一件事的原委娓娓道出,引人入胜,这几点恰恰在范同寿同志身上做到了很好的结合.     

学术大师与当代学术发展

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来说,古来从事各门学问研究之学者,如要能获得学术大师的称誉,本人自应有较大的学术成就与贡献。除此之外,学术大师还应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与标准。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     

贯彻“三讲”精神 推进反腐败斗争

多年来,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有些腐败现象蔓延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从主观上分析,最根本的原因是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所造成.所以,要贯彻好"三讲"教育的精神,要坚持讲学习,廉洁自律作表率;要坚持讲政治,长期不懈抓党建;要坚持讲正气,坚韧不拔做斗争,把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实践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学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们供销社企业自然也不例外。结合自己的工作与实践,我以为,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做到: ——务虚的工作,也要真抓实做。在过去,把精神摆在不恰当的地位,视精神为万能,鼓吹什么“立竿见影”;而现在,又有忽视精神因素作用的表现,视金钱为万能,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了可有可无的地位。这都有失偏颇。纵观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好的绝大多数企业,尽管经营业务种类不同,策略各异,但共同一点,就是坚持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是真抓实干。就我们供销社企业来     

论清诗以学胜

清诗处于唐诗、宋诗两座古典诗歌的高峰之后,以学问见长而与之鼎峙.清诗学问化较先前时代的诗歌更为明显:一是以专门之学(主要是朴学)入诗;二是诗歌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三是典故运用的经常化和偏僻化.其原因应从古典诗歌自身的发展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清代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来考虑.清诗重根柢学问,力纠明代诗坛空疏不学之弊,但始终未能克服学问有余而诗性不足的缺憾.     

打掉那堵墙

我在八一路口开了个烩面馆,味道、价格和场所都有优势,可效益就是上不去,来吃饭的人很少。 一天,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来吃饭,要了一瓶酒,点了几样小菜,要了一碗烩面。他吃饱喝足了却对我说：“老板,对不起,我忘带钱了,下次补吧!”我夫人一听就要发火。我看那人文质彬彬,不像吃霸王餐的无赖,就笑着大度地说：“没关系,没关系……”     

学术的盛宴——记陈来和他的学术论著集

过去的二十年无疑是中国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二十年,与之相应的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第五代学人的崛起,而陈来先生作为第五代学人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的学问人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成为这个学术时代的一个缩影.而此次三联书店破例为陈来出版学术论著集,则意味着学界对于第五代学人的学术成就之充分肯认.陈来先生的学问与人生犹如一体之两面,本文从"广度与深度"、"功夫与方法"、"典范与标志"、"传承与开新"和"学问与气象"五个方面记述陈来先生的论著集和他的学问人生.     

学术就是力量

人们常说“团结就是力量”,没错,但我要说“学术就是力量”,学术的力量是无穷的,学术的魅力是无限的。学术使我变“小”。2001年12月在北京召开“语文现代化与汉语拼音方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的小组讨论中,浙江师范大学张先亮教授说,曾经有一个小朋友写信给李鹏总理建议写规范汉字,得到重视,希望更多的国家领导人重视语言规范问题。我说:“那个‘小朋友’当时有26岁,在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所读硕士研究生!就是我。有《人民日报》1990年8月18日第1版我的文章《有感于总理写规范字》证明。”26岁的我变成了“小朋友”,也许是学术带给我的另…     

选择学问与追求人生

在这样一个注重商品和价值的社会里．选择学术似乎越来越需要勇气和执著了。尤其对于中文、历史、哲学一类的人文学科．能坚持将学问做下去的人实在令人佩服。据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北大中文系一个班里有十几、二十几位高考状元．而现在的巾文系似乎要隔上几年才能争取到一两个状元．如今的状元们多半选择光华管理学院.     

所有的“差不多”,都会变成“差很多”

正胡适先生曾在1924年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传》。文中的差不多先生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小时候,他妈妈让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他说不都差不多吗?在学堂,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