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粮食生产到生计安全：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演变综述

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从初期主要关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提供充足粮食供给的能力,向三个方面进行了扩展：第一,关于粮食的流通、可获得性以及可接受性的研究逐步被纳入到研究范围;第二,关注的粮食问题范围从单纯的粮食安全逐步扩展为包括营养安全以及生活安全的更为宽泛范畴;第三,越来越多的关注粮食除了其营养提供功能之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意义。结合粮食安全概念和内涵的历史演进,本文将近40年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关注国家粮食安全并强调粮食供给阶段;关注家庭粮食安全并强调粮食获取阶段以及关注家庭食物安全、营养安全演变为关注家庭生活安全阶段。并结合不同阶段的研究背景,讨论粮食安全问题研究重点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其框架。     

新时期我国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思考

中国粮食产量总体上呈现连年增产的趋势,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突飞猛进,2004～2012年实现“九连增”,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但粮食消费结构发生变化,饲料粮、工业用粮增长迅速,粮食生产结构矛盾突出,供求结构不对称,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资源性约束作用凸显,受气候影响较大,产量仍有可能发生较大波动,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建议采取更严格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耕地保护力度,保障耕地生态安全,完善现有补贴政策,采取更灵活的补贴方式,加强对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农业机械应用等方面的补贴投入,提高粮食生产科技含量,高效利用粮食资源,调整、优化粮食生产及相关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生产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机理分析

选取耕地保护政策、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农业税费改革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以及农业生产科技政策等六个政策,分析了粮食生产政策作用于粮食生产的机理。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粮食生产回顾及其政策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经历了1978-1998年粮食产量稳步提高期、1999-2003年的快速下滑期以及2004年至今的逐步恢复期三个时期,期间经历大小八次波动。我国粮食生产的每一次波动,背后都有其政策背景。从粮食购销“双轨制”到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再到现在的粮食直补,我国的粮食政策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转变,从“暗补”到“明补”的转变,从“少取”到“多予”的转变。在下一步粮食政策的制定上,要在保持政策稳定性的同时,更多地利用市场手段引导粮食生产,同时既要关注粮食安全,又要关注农民增收。     

南宁市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南宁市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度和生产函数,分析了1997-2003年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粮食产量灰色关联度分析作出关联因子排序:粮食单产>耕地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药施用量,表明粮食单产、耕地面积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粮食总产的影响最大,从投入角度分析粮食总产与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关联度大;基于生产函数的贡献率分析表明:化肥施用量、农业科技进步、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业劳动力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08%、27.62%、12.12%、10.78%、8.91%、0.49%,说明7年来粮食增长主要依靠化肥投入、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增加作用微小。     

粮食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基于中国三大粮食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DIFF模型,采用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粮食生产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区域差异明显,但其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说明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步入规模与效率同步提升的重要转型阶段;进一步研究显示粮食生产的短期性与长期性政策效应在主产区与主销区间差异非常凸出,形成较大的反差。基于此,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设计应当着力于两个层面的政策思考,即诸如粮食大户补贴等短期性政策效应的发挥和诸如粮食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期性政策效应的作用。     

重庆市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1990—2007年重庆市粮食生产的相关数据,建立了线性生产函数模型,依据各个影响因素的生产弹性,分析了重庆市粮食生产投入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得出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和化肥施用量是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等重要结论。因此,提出了高度重视重庆市粮食安全问题,应该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积极依靠粮食单产的提高来增加粮食总产量,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有关的优惠政策等建议。     

山东省粮食生产发展态势研究

建国后山东的粮食生产共出现十一次大的波动,其波动上升期长,波动幅度大。除了农业技术外,山东省粮食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土地投入、化肥投入和资金投入。考虑人口的增长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以省内粮食自给率80％作为安全标准,2010年山东粮食生产下限为3072万吨,至少要保证55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底限”粮食生产方案是:小麦生产安排方案至少270万公顷,玉米生产安排方案至少215万公顷。同时对“藏粮于仓”与“藏粮于地”问题,对如何利用市场手段引导粮食生产以及如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进行了讨论。     

日本的粮食政策及其借鉴

日本是一个地少人多资源短缺但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中日两国的国情和农业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共同点,因而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十分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借鉴。本文从阐述日本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及干预粮食流通管理的政策入手,提出日本在粮食生产与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及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以特殊政策为特征的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政策型开放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过去 2 0年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 ,由于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注定其是一个过渡性的选择 ,是两种体制转型中的特殊安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然带来开放模式的根本变化 ,由原来的政策型开放转到制度型开放。     

中国粮食生产波动周期再分析

经济周期是一定区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变化的真实反映.同时,也为其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预示.中国粮食生产波动周期分析,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而且也是对未来可能走向的昭示.中国50多年来粮食生产波动周期向我们展示的教训及启示,对于我国今后粮食安全工作意义非常重大.     

新型粮农行为对粮食生产安全影响的研究——基于湖南的调查

本文根据湖南省的相关调查认为,新型粮农是有别于传统粮农与一般粮食大户的现代粮食生产者和组织者,是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重要承担者.因此,全社会必须创造更有利于新型粮农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环境,特别是需要发挥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加快新型粮农的培养,促进新型粮农行为的发展.     

"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笔谈

编者按: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为确保粮食安全,本刊延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分别就粮食稳定增长的机制构建、提高粮食产能的政府举措以及粮食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新常态下河南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路径探析

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多年以来河南粮食生产连续增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粮食生产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转变粮食生产方式,调整粮食产业结构,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开辟新途径、挖掘新空间、培育新优势,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粮食生产道路,是新常态下河南粮食生产的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     

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供给能力的政策评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供给能力的对策进行评析,将为中国提升粮食供给能力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发展中国家主要从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等方面提升粮食供给能力,并采取了相应的促进政策,而加强对农业的支持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最主要途径。由于许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未能得到较好贯彻,其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且短期政策较多,缺乏提升粮食供给能力的长期有效机制,且两者间关系不够协调。中国在提升粮食供给能力时,应该结合自身实际,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建立长效的自然灾害防范机制,健全和完善粮食流通体制及多层次的粮食储备网络,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调剂粮食余缺。     

粮食增产与农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基于1998—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用机械使用强度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以突出区域特色,优化要素结构以推进绿色生产,推动农机换代以转换新旧动能等对策,以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我国粮食生产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风险

采用“平均单产”和“产量变异系数”两个指标对中国粮食作物生产风险区域以省为单位进行划分,并通过对粮食生产近70年所面临风险的回顾,归纳出我国粮食生产所面临自然灾害的三个显著性特征：一是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是旱灾,并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随机性、区域性、连片性特点;二是我国粮食自然灾害的变动趋势日益减弱;三是我国粮食自然灾害的波动性与变异程度日益减小。通过更加细化的数据分析,对我国粮食安全风险的区域化识别以及粮食政策的“因地制宜”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参考。     

退耕还林与粮食生产

退耕还林是实现我国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又是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前提.在当前环境恶化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缺一不可.但怎样退,退多少,才能既改善生态环境,又实现我国粮食供需的平衡呢?本文认为需要合理划分耕地与退耕还林地的界限,实现社会总效用最大化;需要加决粮食生产技术进步速度,提高耕地的粮食生产率,实现退耕还林的持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