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的起源新探

明代著名曲论家王世贞、王骥德和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日本学者盐谷温等人所持的曲的起源和“北曲先于南曲”的理论，在传统曲学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甚至几成定论。本文经多方考证后提出新见，认为南曲不仅不是出现于北曲之后，而且南曲之源比北曲更早。曲学研究中另一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散曲是剧曲的支流”。本文认为，戏剧与曲严格说是两码事，戏剧之所以又称剧曲，是因为它将散曲借到自己的营垒中来，以唱曲作为一种新的表演手段；散曲绝对不是什么“剧曲的支流”，恰恰相反，倒是剧曲即杂剧沾了散曲的光，既强拉了散曲加盟又顺便窃取了“曲”的外衣，只有散曲才是曲的主流和正宗     

《荔镜记》上栏“新增北曲正音”研究

《荔镜记》上栏收录了55支曲子,题为“新增北曲”,但是由这些曲子在曲选、小说中收录的情况来看,并非都是北曲,而是南北曲兼收。这些曲子无论是内容还是曲牌皆与弦索弹唱关系密切。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明代嘉靖前后潮泉一带的曲唱情况——以思忆、喜庆为主的曲唱内容和剧曲以散曲形式传播、散曲在流传过程中偷入戏丈的曲唱环境。     

王九思北散曲小令用韵简析

王九思是明代中期一位在诗文、杂剧与散曲创作方面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他为明代散曲北曲的复苏与中兴做出的贡献可圈可点.分析归纳他的北散曲小令用韵情况可知:在其232首北小令作品中,押韵方式共8种,有17类75首超越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部界,用韵过宽.     

康海北散曲小令用韵简析

康海是明代中期一位在诗文、杂剧与散曲创作方面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他为明代散曲北曲的复苏与中兴具有开创之功.通过分析归纳其北小令用韵情况可知:在204首北小令作品中(不含带过曲),押韵方式共8种,有8类42首超越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部界,用韵过宽.     

论元好问对元散曲的开创之功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最早进行散曲创作的作家之一，又首开元散曲自度曲以及隐逸情调的风气。元散曲这一新兴诗体，在他的手中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完成了由词向曲的演化而基本定型；元散曲叹世归隐主旋律的形成，也深受他的影响。元好问对元散曲以及整个元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先导开创之功     

《元人散曲选萃》即将出版

我校中文系教师宁希元、齐裕焜、李东文同志选编的《元人散曲选萃》一书,即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不日与广大读者见面。该选本以《金元散曲》为底本,(选元曲家54人,收小令,套数109首)有些文字若他本异文较胜此本的,并不拘泥于此,则择善而用。选本以普及为主,也兼顾专门读者,虽因篇幅所限,但选编者力争以百首作品的择取而做到不失元人散曲的全貌。首先在选目的确定上,选本主要把握了两个方面:一是     

元好问暨元曲研讨会、第四届中国散曲学术讨论会在河北抱犊寨召开

本刊讯　元好问暨元曲研讨会、第四届中国散曲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8月20日至24日在河北省抱犊寨风景区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40多位元曲及散曲史专家学者,就金元之际文学家元好问和元曲、散曲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刊主编、东南大学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徐子方博士与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新雷先生,以及扬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谢伯阳先生作为江苏籍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题为“关于白朴心态历程分期研究”的大会发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关注元好问暨元曲研讨会、第四届中国散曲学术讨论会在河北…     

兄弟民族对元散曲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金元之际,是国内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元散曲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由绿色草原文化和中原黄土文化杂交结出的硕果。可以说,没有兄弟民族文化大规模地涌入中原,与中原文化相结合,就没有散曲的问世;没有兄弟民族诗人用汉语言挥毫创作,散曲花苑就难以出现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因此,研究元散曲的形成和发展,兄弟民族的功绩是不应忽视而该大书特书的。     

《董西厢》具体写作时间新证

钟嗣成《录鬼簿》卷上记载了董解元的简单情况。他写道: 董解元,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这条资料,写在该书所列“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传于世者”项下,名居第一。元代人所谓“乐府”,一般指“杂剧”以外的“北曲”而言。明初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的“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项下写道: 董解元,仕于金,始制北曲。可见“乐府”和“北曲”是一样的东西,包括散曲和诸宫调在内。那么,最早的“北曲(乐府)”,显然就是《西厢记诸宫调》,亦即《西厢搊弹词》或《董西厢》了。 董解元虽是金章宗时人,但他何时写作《西厢记诸宫调》仍不清楚。金章宗统治时期,有过“明     

金莲川幕府文臣散曲的雅俗之变——词曲演变之一隅

金莲川幕府文臣是古代散曲史上最早进行散曲创作尝试的一批曲家,对散曲的形成和发展,有开创之功,并完成散曲从典雅到通俗的艺术演变。元好问与刘秉忠,皆以词为曲,词曲一体,以雅为胜。元好问与刘秉忠自度曲的出现,加快了散曲的艺术演变,渐至由雅变俗,散曲艺术日渐成熟。至商挺与杨果,散曲渐至雅俗一体,以俗为胜,散曲完全走向艺术成熟。     

由明入清散曲麦秀黍离主题的书写形态初探

江南诚为人文荟萃之地 ,然而满清入关后 ,竟不惜以各种残酷高压政策横扫江南 ,无形中促使一批江南士人投入散曲创作。散曲彷一道窗口 ,更适于宣泄心底的抑郁激愤。麦秀黍离是由明入清讴歌的重要主题 ,散曲以写实记事 ,讽古伤今 ,咏物寄恨 ,美人怨思以及化悲为嘲等书写形态呈现 ,开拓不少自元以来的散曲新风貌 ,同时也是清代散曲最鲜活的生命力。     

以剧曲为曲与以词为曲——马致远与张可久散曲之比较

从各体文学的角度分析马致远与张可久散曲的差异可以看出,马曲以剧曲为曲,张曲以词为曲,代表了元散曲创作中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向,体现了元杂剧和元词对元散曲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马曲俗中有雅,张曲雅中有俗,张曲对马曲又有继承之处,马、张二人成为元前期通俗生动的俗曲和后期文雅守律的雅曲之间过渡性的作家。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明代四位散曲家补正

朱权、朱有燉、王田、刘天民是明代较为重要的散曲家,但在一些著述中对他们的相关记述存有不同程度的差错。对此,在多方查考的基础上予以一一补正。     

论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萌芽——先秦之“舞”、“巫”、“优”

包括元杂剧在内的中国戏曲是最具有全面性的综合艺术,其构成至少包括歌舞、科白及代言体的故事扮演这几个主要方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语言、歌唱三者而成＂。这句话概括出了歌舞与动作表演在中国戏曲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先秦时期的乐舞、巫觋歌舞以及优的表演则孕育了后世戏曲表演艺术的因子。因此,研究中国戏曲的发展,可以从先秦＂乐舞＂、＂巫＂及宫廷＂优＂的表演中寻得其发端。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贯云石散曲艺术浅论

贯云石为元代散曲创作成就突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延佑、至治的曲坛上是领时代风骚的“曲状元”。其散曲艺术风格呈现出以豪放直率为本色而又多格并存的风貌,语言以通俗自然为本色而又不乏雅炼精整之风韵。其作品兼收各民族文化之长,既有北方文学的阳刚之美,又有南方文学的阴柔之美,代表性地体现了我国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特色。     

论明至清初曲依“活腔”、“定腔”填词

不少人认为,到了明代,曲渐渐律化,文人创作都是照格律谱填词。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排除存在误解,以为南北曲曲牌在明代便已僵死,音乐几乎已经亡去,只有曲牌格律遗存;文人填词只能参照格律谱,而歌工度曲只能依字声行腔。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部分文人的做法造成的假象——他们因不甚知乐而依赖于曲谱。实际上,直至清初,制曲之道始终是"依腔填词"——此"腔"是"活腔",且是"定腔"。     

《唱论》——民族声乐渊源之探索

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歌曲题材、演唱形式及当时所流行的部分曲目；分析了从古代流传至当时的各种声乐演唱技巧，以及形形色色的歌曲和演唱者声乐演唱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它是我国一部集声乐之大成的史料性著作。联系当前民族声乐高度发展的状况，对这部史料性论著进行新的评介，旨在追根溯源，以求促进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