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的叙事性与历史性

从文史沟通的角度,把历史文学统一到追问生活意义的叙事本体论上,把握历史文学背后的历史意识取向,是理解和评价历史文学的关键。历史文学是叙事塑形艺术的一种,其基本内涵就是既占有史料又参照生活的故事新编和文学书写。历史事实本身已然逝去,“回到过去”的追踪固然可嘉,历史文学也不排斥去占有史料、辨析渊源的基本工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文学的书写的立足完全在于当代生活,历史意识是历史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本。当代中国历史文学的书写在历史意识和当代立场方面存在着不少缺憾,不少作品流于历史主义。     

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文学翻译思想探析

杜博妮是中国当代翻译史的亲历者和书写者,其汉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她反对充斥翻译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流行话语和宏大叙事,提倡汉英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国中心主义”视角,关注中国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杜氏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翻译有“威权命令”和“礼物交换”两种模式,各有其历史功绩和固有缺陷.她呼吁翻译理论家关注翻译生产和译文接受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尤其是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大众读者的阅读快感.杜氏的理论模式也还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对其进行辩证分析.     

现代批评话语在文学建制中的发生与品质

在现代中西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活动中,批评话语与文学的现代建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发生学关系.现代批评话语内在地、结构性地发生于文学的现代建制事件当中,速决定了现代批评话语的基本的建制性品质及活跃的现代人文特征.     

文学虚构与历史再现——从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看历史建构之维度

海登怀特是叙事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着重关注了文学与历史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作为一种横跨历史与文学的创作样式体现了历史与文学的互渗。文章主要借助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通过对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的分析,从意识形态、美学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建构的维度,继而展现个体记忆取代官方记忆,小写历史取代大写历史,多元异质声音共存的后现代史学特征。     

文学理论的三维视野及其现代反思

从西方的理论角度来说,以审美为价值标准的文学叙事体系是一种近代(现代)现象,大致共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为近代(现代)文学话语体系奠定了认识基础,一是审美视野的确立,二是历史理性观念的形成,三是近代知识学科的分化.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分析清楚构成现代文学叙事和批评的这三方面内容,有利于人们对"文学"这种话语体系的认识,从而也让人们清楚,当代解构思潮是在何种角度上切入文学话语并解构文学话语.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抵制表征——《午夜的孩子》中的历史想象

后殖民主义表征理论聚焦文学文本与权力话语的相互关联,认为身份的表征与建构主要受权力话语支配。在《午夜的孩子》这部小说中,印度历史的神话循环解构了官方叙事的直线性,个体化叙事对官方叙事的渗透质疑了官方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庶民意识对历史叙事的参与填补了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历史叙事的空白。小说中所建构的替代性历史与主流话语现存表征系统所形成的磋商、纠正和对抗,促进了印度民族身份的主体性建构。     

《聊斋志异》中历史事件的民间记忆及文学书写——以徐鸿儒事件多重叙述为中心

明末徐鸿儒及白莲教活动作为重要历史事件,在文本中展现出差异性书写.《聊斋志异》借助民间素材,通过文学性笔法和叙事结构设计,在《小二》《白莲教》(卷四)《白莲教》(卷六)《邢子仪》篇中,塑造出徐鸿儒及相关人物的全新形象.并在民间评判基础上,构建新的历史立场,提出"左道正用"的独特叙事逻辑,以市井民众的丰富视角、多重叙事线索对该题材加以多层次书写.在构筑徐鸿儒事件的民间记忆基础上,反映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