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

日本启蒙文学的口语文体，使晚清文体革命以平易畅达 为取向；明治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雄放隽快、激情澎湃之文风，有助于晚清新文体纵横捭阖 、舒卷自如、情感激扬风格的形成；日本启蒙文学现代语汇之输入、借用，增强了晚清新文 体创构的现实可能性；新文体“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特性与日本启蒙文学驳杂 的文体相关。     

关于晚清“新文体”的“恶评”问题及其他

作为整个晚清时期散文创作主流的“新文体” ,因与长期在文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桐城派”散文的尖锐对立、且有取而代之的力量和趋势 ,在其发展的各阶段中 ,必然招致了它的对立面人物的种种诋诬、攻击 ,即所谓的“恶评”。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 :对“新文体”予以各种“恶评”的 ,大都为晚清思想文化界的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 ,而且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倾向各不相同 ,着眼点多有区别 ,因此这些“恶评”的思想文化内涵也就是显得格外的丰富和复杂。     

论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

晚清散文以其独特的现代性元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基础性”平台。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序列中,关联着主体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情思意念,包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理解、把握,在这种认知、理解、把握中,深度地体现着主体在中国与世界关联格局中的生存体验。这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同时,也包括主体的应于时势,与时俱进的散文观念。此外,散文存在的物质形态,主要指语言符号系统;散文的传播载体,主要指近代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等等,都具有现代性元素。这些元素的共同作用,生成了具有晚清特征的散文现代性的景观。     

晚清上海的新知识空间

上海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生态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使晚清时期的上海,在整个社会传统知识仍占霸权地位、朝野主流一直对西学鄙视排斥的大环境下,成为一处西学新知迅速生长、并日渐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小社会环境,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西学新知生长的温床,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其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对于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晚清域外游记城市公共空间书写的现代性意义

作为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空间体现出城市的重要特色。鸦片战争后,踏出国门的晚清国人拥有了更多体验域外现代城市的可能性,他们在域外城市中观察到大量具有开放、共享性质的公共空间,感受到这些场所为民众的公共生活、娱乐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晚清域外游记书写的域外城市公共空间体验成为助推晚清国人获得现代性体验的重要途径之一。晚清域外游记在带给游历者愉悦身心体验的背后,凸显的是比较中西差距后产生的危机感,这让他们对何为现代文明有了直观清晰的认知,也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反思。游历者把自己的文化欲望投射到域外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既是通过他者来言说自我,又为通向外界打开视窗。他们的域外游历被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体验印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意识起步阶段的真实状况。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晚清学会与传媒公共领域的建构

晚清学会不仅是重要的知识传播机构，也是重要的政治讨论机构，它们通过现代传媒建构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传媒公共领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转型和政治正当性基础。     

晚清绅士与近代报刊

在中国传统社会,绅士阶层既是官民之间的中介者,又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巨变,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认识到报刊的传媒功能和对社会民众的唤醒作用,进而积极地创办报刊并发表政论文章,从而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

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一开始就表现出文体上的自觉与成熟,注重散文文体建设;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散文观念的偏差与文体意识的失落,散文文体发展也面临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散文观念的多元化倾向,散文文体体式呈现出多种多样.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演变轨迹不仅清晰可寻,而且体现出古今文学的历史传承与现代性延展的整合性.但就目前研究情况而言,对其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和粗放.鉴于此,本文从古今文学的传承与演变,散文的模糊混用与清晰划一,散文的坚守与破体,以及散文的审美性与自由性等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在百年演变过程中的不同文体观念、文体形态、文体特征和文体精神,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散文史做出新的阐释.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近代转型意义——兼及"新文体"散文的传统渊源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创作和观念在近代散文的发展转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转型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设定了与古代散文截然不同的读者群体,从而改变了在古代散文创作中具有强烈参照作用的读者期待视野,由此触发了散文文学活动的整体变革;第二,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的确立;第三,清晰地体现出了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向现代文学散文创作的渐变轨迹。     

清末社会转型与广东治安情势恶化

清末10年,广东社会治安情势日趋恶化。这与广东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加速转型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加速转型增加和刺激了社会治安恶化的因素,又使官绅对城乡控制能力大为削弱,无力应对新旧治安问题。两者交互作用,造成恶性循环。     

认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新维度

自洋务运动开始,晚清官方为应对国家危局,践行"师夷"与"制夷"的理念,大力倡办新式企业,着意保护中国矿权,积极发展公司制度,全面提升中国"商战"能力,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以往关于学界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人民"视角固然无错,但从官方的维度切入,无疑会对其丰富内涵产生新的认识。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清末民初新式知识分子择业面相分析

清末民初,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职能部门日益增多,职业格局呈现一种立体、复杂、多变状态。毕业于学堂的新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日益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在择业上,也呈现一种多样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立足自己专业的职业选择;从传统道德观念出发的职业选择;或是基于个人兴趣来确定自身发展的选择;又或是从传统价值观出发的择业,等等。择业原则的多样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格局

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精神纽带。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年,近代历史文化认同又有了时代内涵极其深刻的提升。此即早期维新派大力倡导的历史变革观和堆新志士掀起的近代思想启蒙潮流。王韬、郑观应等人对于世界潮流有深切的观察,同时反映了国内出现一批近代工业的发展需要,他们纷纷介绍“西政”、“西法”。要求中国实行变革。康有为发挥、改造传统的公羊三世进化观,并与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思想相结合。锻造了堆新变法的理论纲领,对抗陈腐僵化的封建思想体系,要求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动员民众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力量。谭嗣同、黄遵宪、严复批判封建专制,倡导进化学说；梁启超更大力输入西方民权思想和其他进步社会学说。在广泛的领域内从事近代思想启蒙,宣传了一整套在当时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此点燃起进步青年救国和革命的热情：对近代历史文化认同和社会进程产生了意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编纂新《清史》的体裁体例问题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王朝 ,同时它既是中华民族的融合者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括者。过去由于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过度的影响 ,清朝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准确认识和表述。上世纪 2 0年代编纂的《清史稿》又未尽如人意。因此 ,为世界瞩目的中国正史 ,一直没有一部足以为二十五史殿后的高水平《清史》出现 ,实在是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度的缺憾。新朝为旧朝编史是中国历史编纂事业中的重要传统。新中国建立后 ,即肩负着编纂清史与民国史的重任 ,而二百余年之清史的编纂 ,尤为当务之急。但数十年来由于种种人所周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