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个体自由概念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个体权利和个体自律双重意义。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西方社会,这需要西方文化传统的制衡,并辅以道德性的个体自律思想的建立。儒家传统缺少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重视个体权利,而在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个体自律的思想反复使知识分子从重视个体权利滑向整体主义,从而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始终没有在现代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从本质上讲,重视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大前提一旦在现代中国确立,则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意识反而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从而成为抵御个体主义消极后果的利器。     

"新民"与"实学"的救国模式

福泽谕吉在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吞时,提出以西方文明精神来保全国家的独立政体,其实践操作是通过"实学"来开发智慧,增强国力,营建淳厚的"人心风俗".显示的价值取向是重视智慧,具体路径是先智慧后道德.梁启超稍后于福泽谕吉,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思想颇有研究,当时面对的国情与日本相似,但选择与福泽相异.他以"新民"为救国的法宝,以道德为根本,把智力、学识作为"其余事".显示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一贯的道德主义,具体路径则是先道德后智慧.前者是"大和"的选择,后者为"中华"的选择.两种抉择,两种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     

现代市场视野的个体自我存在方式的流变与走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自我存在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市场化转型的实质是将人伦关系契约化,在市场主体之间建构契约身份,而人伦关系的身份契约化也必然要求个人自我存在方式的转换。社会变革与人伦关系的流变是对人的活动的解放,趋向于人的自由。在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社会变迁中,个人从关系和身份中剥离出来,个人拥有西方契约论所表述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从而由依附于他人转变为独立、自由、自主、自律和自决的个人。个体存在的自由与孤独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反。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论现代经济伦理视野中的"个体道德自律"

自律是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个体道德意识区别于外在规范要求的关键所在。"自律"概念在个体道德意识中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它不仅是"合于法",更是"本于法"。在现代经济交往过程中,道德主体既用理性为自己立法,又靠意志来服从这些法则,既是立法者,又是守法者。     

论个体私营经济立法取向

近50年来,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及其立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从不允许独立存在到"拾遗补缺",再到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同时,面临着如何选择立法取向的问题.应摒弃按企业所有制性质分别立法的传统,着眼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和谐社会正义建构的价值超越——基于“个体”与“社会”共生性平衡的视角

现代西方正义理念以原子式个体概念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作为意识形态预设,由此导致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失衡,以及权利取代价值认同的价值危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联合体,也是伦理联合体。和谐社会正义建构中的个体权利观,依托一种给予其正当性证明的社会性价值理据,有助于克服西方抽象权利本位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权利观的价值伦理指向与行为规范导向。     

古代个体品德培育的价值目标及实现理路

注重个体品德培育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特点,先秦儒家为古代个体品德培育提供的价值目标是理想人格,而理想人格的基本内涵又是由仁、义、礼、智、孝悌等基本道德规范所规定的。理想人格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首先基于道德教育所达到的个体道德自觉,同时又离不开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意识并外化为惯常道德行为的双向过程。     

论现代市场经济中个体对整体的依赖

针对当前忽视社会整体、只强调个体的片面的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 ,本文以现代市场经济的事实为依据 ,着重分析了社会个体对社会整体的依赖关系 ,认为个体的独立自由依赖于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私人利益最大化依赖于公共产品的完善和经济整体的平衡。因而 ,个体的价值与发展只能在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协调中实现。     

王权主义与立宪主义——一个比较的考察

中国王权主义可分解为四个面相的思想主题,即君主至"上"论、君主至"圣"论、君主至"尊"论和君主至"贵"论。西方近代立宪主义以保障"私自治"为其规范意蕴,同时也强调国家和权力的工具性价值。作为两种不同取向的政制安排,中国王权主义与近代立宪主义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建构式思维与解构式思维、秩序与自由、整体与个体及"人情"与"法意"四个方面。     

个体、人民与政府:卢梭的"共同意志"学说分析

"共同意志"是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提出这一概念,是在上帝退出人间之后,为政治共同体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就此而言,"共同意志"必须永远存在且永远正确.但卢梭又为"共同意志"设定了前提条件,即其生成必须依赖于多数个体的参与.而且,共同意志强迫个体意志时,必须遵循理性或合法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共同意志"自身不能参与政治运作,政治运作需要由其授权的政治体(政府)来执行."共同意志"的作用,主要在于授权和监督政治体(政府)的执法.当然,为了保证政治体有能力执法,卢梭也赋予了政治体以独立意志和力量.由此可见,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虽然"共同意志"是最高权威,但在政治实践层面上,个体、人民和政府是应该相互制衡的.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兼论现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观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信仰放大为政治教条并强化至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信息链接:《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评介给"民主"减负,为"共和"正名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的政治观念系统至少发生了两次重大跃迁:第一次是资本主义兴起初期,在天赋人权的动人感召下,以张扬个体权利和保卫市场效率为内核的"自由"理念由弱到强,成长为普适的主义;第二次是在福利国家成型阶段,以捍卫公民参与和完善选举投票为旗帜的"民主"诉求由小到大,演变为霸权的话语.尤其是"民主",更是牢牢占据价值层面的峰顶,可以赞誉与膜拜,不能质疑与批评.     

社会人格与个体人格——林顿人格理论与别尔嘉耶夫人格理论的比较研究

作为文化人格学的代表,林顿主张人格是文化的产物,人既具有与社会价值体系一致的"基本人格",又具有反映身份群体价值的"身份人格",但总体上都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拒斥社会对人的奴役,注重个体人格。林顿突出了社会文化对人格的铸造作用,别尔嘉耶夫则强调了个体的独立性。前者注重外在环境因素对人格的影响,后者注重人的内在特质;前者注重对当下社会人格的具体描绘和阐释,后者则注重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养成。     

"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价值观建构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以儒家思想为宗,在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以蒙书、家训、女训等启蒙教材为载体,把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化为童蒙易知的揖让言辞和生活规范,借由"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启蒙教育实现了儒学世俗化,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价值规范.这种价值观建构体现了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呈现以"蒙以养正"为教育宗旨、以"圣贤人格"为建构目标、以"道德教化"为路径选择的特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化融入了民间生活,表现为源于经典、自上而下但又不脱离民间生活、切于日用的日常教化.     

劳动体系变迁、个体化与劳动者个体安全

我国社会劳动体系浮现出的劳动与资本的"弱结合化"、劳动形式的"轻型化"和劳动组织的"解体重组"等新趋势,实质上反映出社会个体化程度的深化与延展,传统社会联结形式瓦解,个体自主性获得解放。但与此同时,"自主人生"亦意味着一种"风险人生",个体由此陷入了"不确定的自由"之境。在应对风险的"集体整合"的传统模式解体的情况下,必然要求"个体分立"感知并处理风险。然而吊诡的是,风险和不安全又天然具有排斥个体独自处置的本质属性,个体安全遭遇巨大的现实挑战。国家制度化安排是实现劳动者个体安全的根本路径,应当以深层理念、基本原则和操作实践"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式构建劳动者的个体安全网络。     

"真实性"与个体情感的阶级置换——以建国初期对文学作品中个体情感的批判为中心

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是"真实性".建国初期文艺批评将其热情倾注于"真实性"之上,从根子上说,是要求作家"写本质",即写出"阶级性"来.国家对阶级关系的认定成了是否合乎"真实"的唯一标准.在对现实生活中无法为阶级性所驯化的情感的处置上,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不仅依据阶级的等级将道德情感进行等级化,更进一步将情感、欲望进行分置.任何情感及欲望都必须为阶级性所驯化,纳入阶级结构之中,直至把非阶级性的情感打扫得干干净净.     

儒家"协变"思维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以"协变"作为儒家的思维方式,基于双重原由:"协",不仅有协作、协调也有和谐的本义;"变",不仅有变动、变通更有变化(进步、发展)的内涵。儒家协变思维的价值取向是和平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求融通、中和,致变通、演进,是其本质特征。现代术语中的"动态平衡",可与"协变"概念相应。用"协变"比"和合"更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精神。本文选取儒学史上几位集大成者,并在其思想逻辑的展开中透视协变思维方式的最终形成。现代新儒家的"人文演进"观可与协变观匹配。协变思维以其丰富的价值内涵及其现代启示证明:这一思维方式的核心精神仍可与现代世界文明中的可持续发展主潮合拍。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