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议政的咏史怀古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咏史怀古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王安石的咏史怀古诗意理精深,表现出政治家的真知灼见。唐人咏史怀古诗多以“抒发”为歌咏流程,以叙事、抒情为主,突出的是情韵,而王安石用以议政的咏史怀古诗,则以“思理”为歌咏流程,以议论为主,突出的是见解。其主要手法:一是顺向式的“嫁接”,即指诗中的议论沿着史料固有的评价系统,抓住适当契机,把固有评价系统之外的思想嫁接上去,以新出精,以超越出深;一是逆向式的“翻案”,即指诗歌对同一史料的议论,完全与既有的评价系统相反,有时就是针对既有评价系统的某一点展开“驳论”,在“翻案”中见深刻,使议论通向现实政治。     

怀古咏史词创作流变述论

宋代咏史词成为与咏史诗分庭抗礼的一种体裁。范仲淹开北宋怀古咏史词的先声,苏轼、王安石雄居于前,柳永用慢词写怀古题材,贺铸、周邦彦为北宋的怀古咏史词画上了句号。辛弃疾把怀古咏史词推到高峰,金陵怀古、赤壁怀古、京口怀古是南宋怀古词之大宗。金代的怀古咏史的巨擘为元好问。元代以写怀古词而著名的作家前数白朴,后推萨都剌。明代杨慎、吴易、夏完淳咏史词抒发对故国的沉重咏叹。清朝吴伟业、陈维崧、曹贞吉、纳兰性德等人的创作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奇官”罗崇敏

媒体上，他是被称为中国官场的“奇官”；官场中，他是下属眼中的魔鬼领导，同僚私下议论的异类；在坊间，他是最为普通市民熟知也是最饱受争议的地方官员。     

议罗隐的咏史怀古诗

文章对晚唐诗人罗隐的咏史怀古诗作了探讨研究。并指出其托史事指点时事,借古人警策今人的创作特点。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杜牧咏史七绝论略

杜牧是晚唐写七绝的能手。前人论七绝,盛唐推王昌龄、李白;中唐推李益、刘禹锡;晚唐财举杜牧和李商隐。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子梦得。七言绝句一体,殆尤专长。”杜牧的七言绝句,题材多种多样,其中以咏史绝句写得最有特色.咏史诗,固名思义,是就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古迹来抒发感慨的诗。以诗咏史,     

论苏轼诗歌的理趣美

"尚理"和"以议论为诗"是苏轼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也常作为苏诗的代表性缺陷而被批判。其实苏诗并非纯粹"以议论为诗",而是充满"理趣美",是高度凝练、高度结晶的情感与哲理、形象结合的表现,它符合诗歌的美学特征。理趣诗的产生是诗歌内在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苏轼丰富的才学、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完成了宋代诗风的根本转变。     

论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

谈到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人们就会想起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同时也有人会想起他在“青年必读书”征答中交白卷及在附注中情绪化的议论：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杜甫与诸葛亮:历史歌咏中的现实意蕴

一切历史研究,都具有其当代性。咏史怀古诗歌对历史题材的歌咏,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蕴。本文考察论析杜甫诗歌对诸葛亮的吟咏,探讨杜甫赞颂、吟咏诸葛亮的现实意蕴、情感向度,并进而揭示出这一特殊题材的抒写与杜甫的政治理想、生活经历和情感心态的密切关系。     

亚当·斯密论中国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人亚当·斯密普对十八世纪的中国经济问题有所论述。他既赞赏中国的富庶,又指出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及其原因。他的言论散见于其不朽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本文对亚当·斯密有关中国的议论进行了综合叙述,以图更好地理解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有关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观念,从中汲取于我有益的东西。     

陈垣史学的“记里碑”——再读《通鉴胡注表微》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史学的一座高峰,以往的研究尚未能充分发掘此书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及有关社会、人生的重要史学思想。《表微》的创作缘于陈垣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开展“有意义之史学”的提倡,以及对胡三省史学的同情、理解与表彰。陈垣在《表微》史法诸篇,通过阐释胡氏注文,结合自身治史经验,运用近代科学精神和规范,从史书体例、历史考证、史学评论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史学方法。《表微》的史事诸篇,阐发了陈垣对社会政治、民族与宗教、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深邃史识;并通过陈古证今,反映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救国思想,充分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     

教师本色 学者风范——忆恩师杨德泉先生

杨德泉先生生前系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陕西历史博物馆筹建处主任兼党组书记。他一生热爱党的教育事业,钟情教师职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富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教学艺术与风格,深受学生爱戴。他献身史学研究,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严谨勤奋,在唐宋史、陕西地方史等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创获颇丰。     

谈迁在北京的学术活动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倾注毕生心血编纂了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国榷》。为弥补史料不足,使《国榷》成为信史,自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二月,谈迁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学术活动,搜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不仅订正了《国榷》记载的错误,而且补充了大量资料,尤其弥补了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缺失。谈迁还撰写了《北游录》,是研究清朝初年北京历史的重要资料。     

略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与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紧密相连的,包含着十分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与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相对立,唯心主义历史观也在其民生史观中留有深刻的印记。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时代。他的民生史观自然也反映了新旧时代交替的矛盾,是一个复杂矛盾的思想体系。如同在中国革命史上孙中山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一样,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孙中山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关于近代北京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先生一直关心北京文化的研究工作。日前应本刊之邀 ,他就北京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等问题 ,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并对本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刘先生所谈内容的特点在于透过具体的史实来分析北京文化研究的真谛。他通过宣南文化研究和北大、清华校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说明应扩展研究思路 ,从更深入和更广阔的背景入手 ,提高北京文化研究的水平。现将谈话整理成文 ,以飨读者 ,希望能够对加强北京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多重视野中的西部历史书写——九十年代西部历史小说史论

20世纪90年代,西部新起的具有"良克之忧"的小说作家,因历史真实观的不同,对西部历史讲述是不一样的.既有对历史战争景观和江山改朝换代的"宏叙事",对历史本质、历史规律的探寻,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性的张扬;也有对家族、和个人日常性存在"微型叙事",对历史偶然性和神秘宿使的皈依,对现实历史走向的焦虑的叩问.这些叙事努力,使这一时期西部的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历史潮流文学景观.     

《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试评吕坤的哲学思想

吕坤是明代商丘著名的思想家,一生独立治学,以理学著当世。其哲学思想兼容并蓄,又学有所宗,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理气关系这一本体论问题上,他在主张“气本论”的同时,又提出“理”本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性。他关于自然、当然和偶然、“续”与“恒”、“常”与“变”、“渐”与“顿”关系的论述,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受其世界观矛盾的影响,其认识论存在着反映论与先验论的矛盾。他坚持可知论,认为人是可以通过向外格物来正确认识天地万物的客观世界的。但是,当面对外在的客观世界时,他主张向外格物穷理,是一个反映论者,当涉及到道德认知和修养时,主张向内反求,又成了一个先验论者。在知行问题上坚持“知先行后”、“知行并进”和“行重于知”等观点,强调知行的辩证关系,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充满了辩证法的卓识。在历史观上主张以民为本,十分重视民的作用,并认为社会历史本身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主张“因时顺势,皆可变通”。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

实哩沙哩卜得啰(1335~1426)是东印度人。他修习密教,精通五明,被尊称为五明板的达。他于1414年来到中国,仁宗时封其为大善大国师。1426年,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京。宣宗命为其兴建两座塔院,在北京者为真觉寺。然而,自明代以来,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以及真觉寺修建就出现不同记载,而后世大多择取误说,以讹传讹。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去误存正,以求历史之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