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兼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都把交往作为其哲学历史观的重要理论范畴,并依据各自的交往理论,沿着不同的理论路径来阐释社会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马克思是以全球视域的交往实践观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哈贝马斯是从语言学与释义学出发所建立的交往理性观作为主要理论基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因此,应从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语境与交往理性观的当代话语的对话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本真意义.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基于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即物质生产的个人,详尽阐述了物质交往才是其他任何交往的基础,交往形式所确定的社会关系实际决定着个人的发展程度.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则是从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出发,取代马克思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从而走向了对理性的批判反思和重建.     

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异同

马克思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分析了交往的产生,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和变迁的历史形式,以及理想交往的本质与现实条件.但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独辟蹊径,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在众多理论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提出新的挑战.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比较分析了交往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的区别，突出了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合理性是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可误性、开放性，这有别于传统的意识理性，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从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这一对范畴的提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实质的集中体现。     

交往行为视域中技术异化的困境与出路

哈贝马斯系统分析了传统合理化理论,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但同时指出马克思的以生产力为导向的合理化理论、韦伯建立在目的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合理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三者共同的理论弱点。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因此,科学地区别劳动和交往行为二者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传统的社会理论范式必须转换,即从"主体—客体"向"主体—主体"的"主体间性"结构转换,继而构建合理的交往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把交往行为理论的话语原则,即民主的对话机制引入科学技术领域。这一模式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消解技术异化,使人类和自然界从技术统治中真正解放出来。     

继承与发展:从言语行为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首先提出,后经美国分析哲学家塞尔的继承和发展,成为语用学的支柱理论.哈贝马斯在批判地继承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以普遍语用学为哲学基础,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进一步推动了语用学的发展.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及其局限性入手,探讨了交往行为理论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交往行为理论的语用学意义,以及交往行为理论对以语言为媒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分析与解答,交往行为为何合理?交往行为如何合理?交往行为为何被扭曲?交往行为在现代如何合理实现?依托交往合理性概念,哈贝马斯建构了交往行为理论。     

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概念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概念进一步完善不可缺少的概念。尽管哈贝马斯行为交往理论带有一定的调和、乌托邦倾向,但不乏对我们具有重要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世界历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这个目的的达到是建立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交往变成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本文着眼于世界历史的角度,突破了传统的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二元理解的方法,提出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四分理解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结论———人的解放。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不能说明社会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研究的是两个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相互作用”。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应把握三大方面的基本问题:语用学与交往行为,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因建构理论的方法不当而使其理论华而不实,故不可能用它来说明整个社会交往。     

重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重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两种历史决定论的比较研究

历史决定论问题,作为历史本体论得以建立的前提性问题,构成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根本分歧所在。哈贝马斯的"学习机制"决定论,在方法论上陷入了逻辑悖论,在本体论上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然而,哈贝马斯的理论对于我们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有着重大理论意义。     

永远的恩格斯--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尤其是1883年之后,恩格斯一方面努力填补因马克思逝世而可能出现的理论空白,同时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和创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为人类思想历史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范式革新抑或历史超越——评析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和旨趣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是马克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性总结。20世纪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多元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新的挑战;马克思之后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视角在坚守和发展马克思思想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石＂重建＂被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面临着重建后的无奈和矛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旨趣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跨越时空的,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树更多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革新,而不是历史超越。     

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

话语理论隐涵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应该首先把握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话语理论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后马克思主义应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构马克思的总体性、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理论话语;用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方法,用话语建构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据他们的话语理论,所有的社会实在都是一种话语建构,这表明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特征,强调社会的客观实在性在话语之外毫无意义.     

两大理论成果的内在统一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它们之间是“一脉相传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不仅对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指导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科学认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及其启示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是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对于落后国家在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探索,一方面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是单线型的,而是呈现多线型的多样性统一,另外,对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绝不能生搬硬套,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科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对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出现的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历史无主体”：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反拨

马克思历史观问题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热点之一。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以来,历史主体论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惟一解读。与此针锋相对,阿尔都塞毅然提出了"历史无主体"的命题,首创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主体"历史观的先河。这一命题不仅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独特解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反拨。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我党几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了深刻而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为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明确了目标和方向。     

现代性难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世纪末的困境和新世纪的展望

现代社会经数百年“理性化”发展,世纪末的人类正面对着现代性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的生存现状和历史。在对人类生存规范基础的先行澄明基础上,依照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问题意识和针对原本批判的理论逻辑,着眼于现代性两难的现实,努力发展一种既内含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又带有指向人类自由、解放实践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