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避乱第泗门小考

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浙江新方志编纂事业的一面旗帜──读魏桥著《志苑十二年》

浙江新方志编纂事业的一面旗帜──读魏桥著《志苑十二年》叶建华叶建华，男，１９６３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杂志社编辑。魏桥先生自８０年代初开始负责领导浙江省新方志编纂工作。十多年来，浙江省新方志编纂从零起步，从无到有，至今已是硕果累累。这其间...     

章学诚方志学的纪传人物论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时代后期很有成就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他一生编修过《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许多部志书。在他修纂方志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方志学理论,特别是对于方志中纪传人物之理论贡献,实有筚路蓝缕之功。所以梁启超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言之有实,唯虚言之务去,是章学诚对于志书纪传人物的第一要求。在章学诚之前,方志虽不乏佳作,     

黄宗羲的思想与学风

今年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逝世二百九十周年。有关单位正在筹备纪念黄宗義学术讨论会。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沈善洪教授主编的《黄宗羲全集》,将从今年起陆续出版。本刊将沈善洪撰写的全集序节要予以发表。此文着重评述了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哲学观及治学特点。从这期起,本刊特辟“浙东学派研究”专栏,陆续发表有关研究黄宗羲和浙东学派的文章,欢迎四方学人踊跃来稿。     

浙江方志源流考略

浙江素称“人文荟萃,著述斐然”之邦。地方史志源远流长,种目繁多,在中国方志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浙江方志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无独到之处,本文拟就此作些粗浅的考索。浙江地方志始于何时?一般的看法是把《越绝书》(东汉袁康、吴平编撰)当作浙江乃至全国的第一部方志。清人洪亮吉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近世多数学者亦宗尚洪说,认为此书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我们则持不同看法。《越绝书》并非方志,把它归入地方史之林更妥。理由有三:其一,《越绝书》现存十     

清代浙东学术研究的新篇章——《万斯同年谱》评介

在浙东学术研究这块尚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上,原浙大国史教授陈训慈先生(1901-1991)不愧为识途老马。他早在1931年就发表了《清代浙东之史学》(《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一文,纵论“学风递嬗”、“渊深流长”之浙东史学。近来,他与宁波大学副教授方祖猷先生通力合著的《万斯同年谱》,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完整的万氏年谱,     

浙东学术文化史研究的力作——评《浙东学派研究》

王凤贤、丁国顺合作撰著的《浙东学派研究》,最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继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著名史学家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之后,又一部全面而系统探讨浙东学术文化历史的力作。因此,自该书出版后,立即获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张岱年先生赞誉说:“《浙东学派研究》内容精详,系开拓性的著作,是哲学史研究的新成就,可佩可佩!”冯契先生在给作者之一的王凤贤同志的信中,也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您经过多年研究,完成《浙东学派研究》一书,用新观点对浙东学派作如此系统的探讨,是前人没     

《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方志之乡”谱新篇——浙江省地方志学会成立

“六五”期间,浙江全省已有三十个县市建立了地方志的编纂机构,修志队伍有两千多人,出版新旧方志、资料和方志学论著三十余种,计一千多万字。我省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建德县志》即将出版。为促进修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省修志工作者于十月在杭州举行了省地方志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省委第一书记王芳向大会致了贺词。王芳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法,是一项重要的     

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

黄宗羲自康熙元年南明监国鲁王卒于金门,郑成功病逝台湾后,感到抗清一时无望,于是始放弃抗清武装斗争,从事著作和讲学,按他自己说法,则是从“游侠”而厕身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他讲学所建立的甬上证人书院,是清初著名书院之一,开创了康、雍、乾三代屹立于东南而其精神影响到清末的浙东学派。一黄宗羲讲学,康熙三年始于语溪,六年次于会稽,七年继于宁波,十五年终于海昌。甬上证人书院建立较迟而影响最大,他自己也说,甬上“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董吴仲墓志铭》),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略议乡镇志的编写

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历史上乡镇志特多,仅洪焕椿先生《浙江方志考》一书就收载了118部。为了继承这一历史传统,发挥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1982年,萧山县长河镇领导决定编修镇志,经过数年的努力,近30万字的《长河镇志》于1989年6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下面谨就《长河镇志》谈谈乡镇志编写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求正于方家。一、搜求史乘清代史学大家钱大听说:“必先聚书,惟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此话对我们修志工作者来说可为至理。没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就无法达到一定的质量。资料多了,方能甄别、选择,去伪存真,剔芜留精。为此我们在搜求史乘中,既注意正史和历代方志,更重视家谱和私家文集。《萧山来氏家谱》的发现,就为研究来姓一族与长河的历史渊源提供了翔实依据。     

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理论与方法

日本的地方史志编纂有着悠久的传统。尽管日本学界有关地方史志编纂理论与方法的论著较为少见,但在对地方史的认识、地方史志编纂的目的或动机、编纂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组成、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史志书的体裁与规模以及对史志书功能的认识等方面,可以给我国新方志的编纂提供启发与借鉴。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笔谈)

主编按语: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清代浙东学派的理论奠基人。《黄宗羲全集》12册、约500万字,是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我院沈善洪前院长任主编、吴光教授任执行主编并组织省内外20余名专家学者校点完成的古籍整理大工程。《黄宗羲全集》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先后荣获浙江省政府一等奖和中国图书奖。去年底,浙江古籍出版社又约请吴光等专家学者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修订,推出了新版《黄宗羲全集》。温家宝总理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历来十分重视。今年1月31日,曾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退休干部…     

对《方志百科全书》“方志”条释义的几点意见

《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0期刊登了王晖《什么是方志》一文,其中对"方志"及有关条的词义作了分别解释.读后感到有不少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商榷.而这一条应该是《方志百科全书》最重头的一条,似应仔细推敲.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求教于各位专家. (1)"方志".原文云:"又称地方志、志书、志,是记述某一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记述各个方面情况的为总志,记述一个方面情况的为专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谭其骧先生在《地方志与总志》一文中早就指出:"地方志不同于总志.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小的不管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或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那就不能叫它地方志.     

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述要

为了推动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研究工作,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研究所和宁波市哲学学会,于1984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宁波联合主办了“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浙江首次有关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上海、杭州、金华和宁波等地的中国哲学史、历史、文学史的五十多位专业工作者参加了讨论会。提交会议的论文有二十余篇。会议围绕对黄宗羲的研究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新县志编篡的几个问题

浙江省第一部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修的地方志——《建德县志》,已经定稿付梓,预计年内将与大家见面。地方志的编纂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尤其在新志编纂的过程中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这里发表《建德县志》主编周金奎的文章供参考。     

家族记忆、文化空间与地方信仰——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中的宋末嘉兴书写

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是宋末的一部志怪小说集.书中对以当湖为中心的嘉兴府地区进行了集中书写.围绕着当地的民间传说与怪异故事,鲁应龙记述了式微科举世家鲁氏的家族记忆、当湖文化空间中的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宋末嘉兴、海盐、华亭诸县的地方民间信仰.《闲窗括异志》嘉兴书写这一个案,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志怪小说对于地方家族、文化、信仰的独特书写方式.与同时期的方志相比,志怪小说的地方书写多是一种具象的呈现和个人化的叙述.这种具象呈现和个人化叙述更有助于我们重构当时真实的信仰、文化图景.     

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同、光之际,他的裔孙黄炳?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即称之为宗羲生平三大案之一(《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遗献梨洲公年谱叙》)。然而,由于在传世的黄宗羲遗著中,对这一段经历罕有涉及,以致引起后人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雍、乾间学者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东渡日本在顺治六年冬,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乞师(《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此其一。其二,近世学者梁启超于此则持异议,他撰文驳全氏之说,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为顺治元年,目的在于“避仇亡命”(《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一个是“避仇亡命”,一个是“乞师”邻邦,而且时间又相去五年之久,二者的距离是很大的。二说孰是,颇费推敲。以下拟就此试作一番钩稽,以求教于方家。     

试论浙东学术与浙东藏书关系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等为代表的浙江史学派的形成,有其政治、社会等原因,但毫无例外,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他们都拥有大量的藏书,例如黄宗羲有续抄堂,万斯同有寒松堂等.黄宗羲为学术研究还四出访书,曾得范氏同意破例登天一阁,“悉发其藏”得读未见书；又赴绍兴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抄书,后又得读南京黄居中千顷堂、常熟钱谦益绛云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所藏图书,为其学术研究搜辑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藏书楼关系甚为密切.黄的弟子万斯同和后来全祖望等浙东史学派的学术成就几乎都与丰富的藏书有关.故而,浙东学术和浙东藏书事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编纂新方志刍议

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宝库,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举凡一地疆域、沿革、山川、建置、城镇、乡里、物产、财赋、户口、兵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异闻、琐事等等,无不备载。我国自古以来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历朝历代绵延不绝。特别是明朝至清朝前期,修志之风大盛,全国各地先后多次普修省志、州志、府志、厅志、县志、乡志、镇志、里志,几至有地有志,代代相传。但可惜的是,自晚清至民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