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茅盾文学思想的新旧认知结构

新旧二元对立认知结构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模式之一。然而茅盾文学思想的新旧认知结构却具有独特性、辩证性和科学性,他认为新旧文学在性质不在形式,评判文学性质的价值坐标是真善美和谐统一而不是形式上的新或旧。建构新文学既要提出旧文学的特质又要提出洋文学的特质,只有以真善美为价值尺度对中外古今文学进行系统研究方能为新文学缔造提供丰富的美学资源。中国现代新旧派小说的评价与创作也要持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观。茅盾在文学上的新旧认知结构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批评和创造仍有启迪意义与实践价值。     

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古典情怀下的现代观照——评王兆胜的《文学的命脉》

已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侧重于以地域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参照系,无论是以晚清为起点的论史框架,还是以整个20世纪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叙述段落,其实都隐含了文学“近代化”或者“现代性”的价值诉求,这就昭示了中国当代学者潜隐的“二元”化取向,即在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之间作出义正辞严的了断,内含的价值取向即是达尔文“进化论”式的舍旧取新,唯新是务。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身份何在?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寄寓在汉语言文字的表述工具层面之上是否是对文学中国性的偏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评新时期文学理论中的“审美论”倾向

“文学审美论”是众多看待文学性质和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之一。从历史上看,“审美论”是从外国引入的一个术语,在英语里是aestheticism,国内多译作“唯美主义”。然这种译法容易产生误解,似乎aestheticism是只追求美而不顾其他的“主义”。事实上,“审美论”的基本特点是从审美范畴出发来认识和评价艺术。文学审美论的基本信念是:文学的主要属性是审美性,文学的根本价值是审美价值,具体体现为唤起或提供审美经验。以现代美学为基础的文学审     

散文时代的来临和终结

本文从社会意识层面上辨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散文”这类文学观念范畴的存在实质,据此对最近20年中国内地的文化文学态势作了整体性的评价,指出只有摆脱这种文化文学态势的束缚,作为文学体裁的中国当代散文,才可能实现审美蕴含和艺术价值的进一步提升。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审美生成与本土化特征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研究如何才能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探寻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创新之路呢?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便是警惕那种将中国现代文学仅仅当作外来文学“影响物”的批评模式,努力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的“审美生成”过程,自然凸现作家个体文学感受与审美意识的价值,而在事实上,这一过程与其说是外来文化与文学的“移植”,还不如说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关于现代中国作家审美意识的生成问题,某些学者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受西方文化(文学)影响的基点上,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生成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浸染,是“西风…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

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本文旨在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     

新世纪文学中的中年女性形象叙事研究

对于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承继了这一主题叙事,展现了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中年女性所承栽的生活困境与灵魂挣扎。文章对新世纪文学中的中年女性主题叙事进行研究,从生存与存在两个角度对众多的中年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新的时代情景下的女性命运书写的深度与广度。     

时空二元对立与区域文化视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种以空间观为立论基点的批评范型,其指归在于对80年代的线性文学史叙事予以质疑和批驳。相互冲突的这两种文学史观虽然理论资源、价值立场都大相径庭,但是却具有相同的思维特性,即均从时/空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阐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学术转向的这一关节点,研究者须从当下的主导性文化语境中超拔出来,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寻求开启崭新研究路向的契机。     

论五四文学道德意识的现代转型

新旧道德转化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课题,也是新文学表现的一个核心。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敏锐地发现,是吃人的“忠、孝、节”儒教三纲支配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三纲五常,意欲彻底铲除家族道德伦理的根基;一方面积极地吸纳西方现代意识,重新构建“以个人为本位”的新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以“平等、自由、独立”为“大原”,以“幼者、女性和人”为本位。     

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再造的经济分析

当前我国的农业经济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中,改革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以及打造全新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这是农业经济改革中的主要任务所在,那么对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到底要改什么？我们通过理论分析以及实践调研后认为,通过小农改造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虽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但对现有的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进行创新再造却是巩固小农改造成果,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切入点,在文章中我们将就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再造展开分析研究。     

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挑战--唐伯虎之文化意义论析

唐伯虎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这个形象、这个题材具有持久魅力和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他又被现行的文学史写作所轻蔑所漠视.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一是唐伯虎"生涯画笔兼诗笔",在他的生命中丹青价重、诗赋擅场与浪漫传奇紧紧啮合在一起,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兴趣;同时也强化了他在文学史写作者心目中的"非我族类"的印象.唐伯虎之被文学史冷落的另一个原因,同样也是他在通俗作品中的被热捧的原因.这就是他的"俗".事实上,唐伯虎在文学批评史上并非冷门话题,他之被忽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出现以来近几十年间的事.如何看待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如何看待他的形象被不断地"再创造"的现象等等.这些都对我们现行的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挑战.     

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分别拥有过不同的中心点,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历史地位是十分稳固的,因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不应该忽略上海的地缘因素。上海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气息、风貌和特质。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基本意义,在于它体现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代表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反映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这些特定的因素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学呈现出了它所特有的自然质地、基础形态和发展模式。     

中国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

在历史领域,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历史观念的全面批判与反思,使人们日趋看到在现代性遮蔽下的历 史样貌,并逐步建构出一个后现代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体系。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中 国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将其史学实践与理论体系进行双向分析的可能。从此路径,我们大体可以窥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领 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以及应用的界限与限度。     

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文学史叙述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